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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立住足，于同年亡命缅甸。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杀死，郑成功、鲁王以海亦在台湾先后去世，以恢复明室为目的的大规模武装斗争自此之后基本止息。
这几年中，黄宗羲及家人或伏处海隅，或避居山野，可以说“无年不避，避不一地”（《南雷文定·避地赋》），四处颠沛流离，过着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宗羲本人“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评者二三，绝气沙囗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怪说》）他的亲人在东徙西迁、动荡不宁的亡命生涯中也连遭不幸。顺治十二年（1655）除夕，最钟爱的幼子阿寿夭折，数月过后，二儿媳孙氏和小孙子阿运也相继病死，宗羲万分悲痛，长歌当哭，他写道：“（去曷）来四月选三丧，咄咄书空怪欲狂。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南雷诗历·子妇客死一孙又以疾殇》）《南雷诗历》中以“哭寿儿”、“梦寿儿”为题的诗也有八首之多；顺治十六年（1659）避居化安山时的《山居杂咏》，读来更是“横身苦楚、淋漓满纸”
尽管“濒于十死”，尽管“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然而宗羲并“不为之慑”（《神道碑》）。人生历程中的这许多磨难和打击并没有使宗羲屈服，更不能把他压倒！即使在逃亡之中，他也能处之泰然，过着“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山居杂咏》之六）的生活；而且，这些挫折和危难还淬砺了宗羲的意志，丰富了他的阅历，并促使他对政治、社会、历史、人生进行理性反省和理论探讨，终于为我们铸成一位继往开来的思想巨人。
四、著述讲学 名满天下
顺治十八年（1661）冬，黄宗羲与家人返回故居。
各地的抗清斗争相继宣告失败，清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宗羲冷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山居杂咏》之一）即使在戎马舟船或亡命山海的日子里，宗羲也从未停止过力学著述，比如《监国鲁元年大统历》、《授时历故》、《勾股图说》、《测圆要义》、《易学象数论》、《留书》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期，其中，顺治八年（1651）秋撰写的《留书》是宗羲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第一部重要论著；如今，刀光剑影、不退宁居的日子似将结束，宗羲便将下半生心血倾注在学术事业上。在此后的30多年中，宗羲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开创了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东学派，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写作了大量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致说来，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
康熙二年，黄宗羲应友人吕留良之请＇注＇，渡江北上至语溪（又一名语儿溪，在浙江桐乡县东南一里许），吕氏家中之梅花阁设馆，为吕氏子弟授课，到康熙五年（1666）冬方辞去馆事。这几年中，黄宗羲仆仆往来于崇德、余姚间，讲习余暇，则与吕留良及吴之振、吴自牧叔侄诗文酬唱，还与二吴共同编选《宋诗钞》。康熙三年（1664）四月，宗羲与吕、吴等联袂至常熟访钱谦益，此时钱氏已病危，自知不久于人世，一见宗羲，便以丧事相托，并说：“唯见知吾意。殁后文字，不托他人。”（《思旧录》）——谦益死后，其子孙贻别求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合称“江左三大家”）作墓铭文字，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
康熙六年（1667）春，黄宗羲重游绍兴，自念台先生刘宗周崇祯中立证人书院、大会讲学，倏忽已历30多年。为了纪念自尽殉国的先师，光大师门学说，宗我与同出念台先生门下的姜希辙（号定庵）、张应鏊（号奠夫）等商议筹画，于九月重开证人书院讲席。这次讲会上，宗羲系统地归纳揭示了宗周学术的四个纲领性命题，发前人所未发，即：“静存之外无动察”，“意为心之所存”，“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详参《子刘子行状》卷下），若干年后宗羲撰《明儒学案》，亦据此为纲宗。
此后数年中，黄宗羲曾多次赴绍兴，与同门会讲于证人书院，并着手整理编写一批阐述发明蕺山学术精华的著作，如《子刘子学言》、《子刘子行状》、《证人会语》、《圣学宗要》、《答董吴仲论学书》等等。宗羲对自己的恩师极为尊重，经常满怀深情地谈起蕺山先生对他的教诲，宗羲学术也是上承王阳明，近宗刘蕺山。但他反对盲从，提倡怀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当他的学生董元璘（字吴仲）认为“意为心之所存》这一论断“未为得也”（《年谱》），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刘子质疑》，向老师请益。宗羲对学生这种钻研精神大加肯定，说：“昔人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老兄之疑，团将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论学书》）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到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宁波在甬江边，所以代称“甬”或“甬上”，宗羲好友万泰的家就在此地。万泰生前对“东渐三黄”的气节学问倾倒备至，曾多次对亲友说：“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李邺嗣《果堂诗文钞·送季野授经会稽序》）他还经常亲率子弟到黄竹浦盘桓问学。顺治十四年（1657）万泰去世，宗羲便写信与泰长子斯年，要万氏兄弟前来受业，一力承担起为故人教育后代的责任，所以，万氏八兄弟都是黄门高弟，其中，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选（宇公择）及斯年之子万言（字贞一）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万氏兄弟与同为黄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囗、允珂、允璘、允玮）及陈赤衷（字夔献）等青年学子组织建立“甫上策论会”，并至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之后，又应市上诸门生之请，到宁波主持讲席，建立了雨上证人书院、院址先在广济桥万家，后来迁宁波城西万氏别墅白云庄。
宗羲讲学具有明确的宗旨。他强调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年谱》），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神通碑》），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兼令读史”（《神道碑》）；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宗羲还讲授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宗羲的教诲下，甬上弟子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万经《寒村七十寿序》），其中不少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市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这8年是宗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黄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其间不少地方官吏也经常前来问学，宗羲对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年谱》）讲学虽仍以《四书》《五经》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对人云亦云的附会，鼓励学子独立思考，他说；”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谱》）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陈汗等人。
黄宗羲反对束书空谈，主张“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在他本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倡导下，影响了清初浙东一代学子，弟子中人才辈出，浙东学术团之大盛。
康熙十八年之后，宗羲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基本上不再外出讲学，但仍著述不辍，毕力投入名山事业。
黄宗羲不光是博学多才，而且勤奋过人，“年逾80，尚囗囗不休”，真称得上是没身而后已！故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