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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放射医生打电话说，是的它们都在那里，一丛白色的钙像闪动光泽的米粒四溅；等到派特诺医生把我乳房上打开的“盖子”合上，用精细的缝线层层缝合了乳晕处的弯曲刀口；等这一切都结束后，我坐在轮椅上离开了手术室。当护士从我身边快速掠过时，我对戴绿帽子沉默的秘书挥手告别。活组织被送到了病理科，在那里它将被进一步研究，然后要在几天后，我才能知道结果。
直到现在，在我右乳房的轻微的凹陷上方仍有外科手术时留下的一个不明显的紫色斑点。虽然现在的我比赖利医生办公室里的十几岁时的我要睿智许多，但是这次经历使我确信了一件事，我曾经有所体会而如今才彻底领悟：作为一个女性患者，将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生殖器官存在于体内，即使对妇女健康的常规检查和处置程序也极其具有侵犯性，这让我们感到了自身的脆弱。要“勘探”清楚女性的身体，我们必须扩张器械，植入探针，直达深处。
而且，几乎每个女性器官都表现得既真实又富有象征性——乳房，既能用来哺乳又能带来快感；阴道，迎接生命的通道，却成了文学和谈笑中的禁忌走廊；子宫，婴儿栖息的巢穴，当无用时又被视为我们的敌人——于是，在这些区域进行的操作无论在生理还是在心理上都会产生反应。所有的器官都代表着色情和性欲、生殖的优雅和本能的冲动、少女时代的天真和衰老没落的演变。男人也是一样，他们的阴茎，还有藏在里面的前列腺，一个栗子大小的腺体固定在盆腔里并缠绕在尿道始端。摘除前列腺，切断神经，会使男人阳痿。接受前列腺检查时，男人必须像胎儿一样蜷缩着暴露自己，像女人一样，每年一次，忍受着检查者戴着手套的手指的摸索。
我的活组织检查呈阴性。周五下午，就是外科手术后的第二天，派特诺医生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原以为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让我继续去做检查，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从病理科得到了诊断结果。
“你好，”他说，“你感觉还好吧？”
听到他的声音我很高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乳房很敏感，”我回答，“还有些肿。”实际上，冰袋下面颤动着的乳房仍在疼痛。乳房旁边有一条难看的紫色斑痕沿着肋骨延伸到腋窝下面。
“肿胀的情况怎么样？”他问。
“不太严重。”
“哦，”他说，“很好。”
他好像是突然想起，然后说：“很高兴告诉你，活组织检查是良性的。”
我的第一反应仅仅是惊讶。“你已经确诊了？”
“是的。我要求他们尽快做出诊断。一星期后我去看你，然后拆掉手术线，好吗？”
“好的。”我说。然后，我仍在说：“谢谢，太感谢您了。”
挂了电话，我终于等到了一种深深的释放感。我被宽恕了。我想让泪水夺眶而出，我想放声大笑，或者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我想出去散步、去赞美路旁的一切美好事物。但我只是站在厨房中央，一阵安详而怪异的空寂让我平静下来，就像一片云吹到了太阳前面，阳光无法通过窗子照进来。我曾经到达过紧张和莫名紧张的顶峰，抑制住呼吸。随后，就像海浪轰然冲上沙滩又悄无声息地消散般，焦虑不见了。我已经躲过了这一劫，正因如此，我心情激动万分欣喜。但一种更微弱的感觉，一种令人恐惧的忧虑，已经迅速占领了我的心灵。
我想知道，当我把那些好消息告诉我的病人们的时候，她们会是什么感受。她们是为之庆祝呢，还是和我一样也进入这种悬空的期待中，想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她们是否会想，因为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病人的问题上，所以我抛弃了她们，或者不屑于回答她们的提问，就像我的问题，无疑是模糊的而且难以清晰表达的，但又是棘手麻烦的。
和我的病人一样，手术后的我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因为我已经得了钙硬化，它是否还会在体内继续发展？我是否应该停用雌激素呢？自从我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后，就一直在服用这种药物，它会刺激乳房组织保持原状，但是有些研究表明，这同时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性。如果我继续服用雌性激素，那么我是否需要六个月拍一次乳房Ｘ光照片而不是十二个月一次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我经常在半夜里问自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调整的一系列微小的不请自来的改变，它们是不是我衰老变化的开端？
我的问题无从找到答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医生懂得一切，他们能治愈任何病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交给他们。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是不可预知并且是难以信赖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在体内瞬间发生，药物只是在对抗疾病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假设集合，不同意见和经验总结的堆积结果。所以我努力按照我告诉病人们的那样去做：探究各种观点，听取专家意见，咨询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最后利用这些可以得到的信息做出最好的决定。当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时，这条常规建议对女人来说就会显得格外重要。当我翻阅杂志寻找一些预防乳腺癌的信息时，埃莱诺在图书馆寻找巴氏测试异常的原因。当乔安娜试图让自己相信盆腔疼痛是出于生理原因时，莱拉则经常问她的朋友她要个孩子如何。
不愿做孩子的父亲（1）
莱拉一个人来做超声波检查，婴儿正常，查尔斯不愿做孩子的父亲
莱拉溜达着正要从我的身边经过时，她肥大的裤子扣子松着，高帮运动鞋的鞋带也散着。原来呈现青紫色的眼圈，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如果不知道她曾经被打成乌鸡眼，你可能会认为她仅仅是看上去很累而已。
“嘿，你好吗？”我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胳膊。
“哦，嗨！”她说。停了一会儿，羞答答地，她歪过头看着我，“我是来要我的超声波检测结果的。”
她显得有些激动，和所有即将迎来第一个未出世宝宝的年轻妈妈一样。但是又不像其他的妈妈，她努力地使自己看上去不是太高兴，不是太急切。
“好极了！”我说，“肯定没问题，去要你的照片吧。”
“太爽了。”她说着，并魂不守舍地用力拽自己的头发。一个破旧的背包挂在她的一只肩膀上，一串钥匙荡在她的屁股上，另外一把钥匙绕在她的脖子上，看上去就像一个系着红绿蓝三色塑料编绳的参加夏令营的孩子。
“那么，是查尔斯陪你一起来这儿的？”我向后斜靠在南美洲的地图上，试图避开尼加拉瓜到巴西的那排别针，莱拉也向后斜靠在对面的墙上，挨近电话的位置。
“我猜他不会来。”她说。
查尔斯挤不出时间来看他的孩子，我想知道莱拉此刻的感受，但是她没吐出半个字。我们又在墙上靠了几分钟。
“怎么，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她说，“没准儿你挺忙的。”
我的确很忙。我刚刚看完一个病人，还有另外一个病人的病历卡等我处理，但是莱拉已经向前迈出了第一大步。她请求别人能陪伴她。
“好的，莱拉，那我就和你一起去吧。我可真想看一看这个小家伙。”
她耸了耸肩。“那好，走吧。”
我紧跟着莱拉那浅红的头发和破书包来到了大厅，转弯处的两间小屋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围产期检测中心，我们在这里做超声波检查、羊水检查以及无压力检查，我们所做的各种不同检测都是为了评估未出生婴儿的身体健康状况。
因为莱拉吸烟，所以她在妊娠期的最后几周内必须做几次无压力检查。护士将在莱拉的腹部用蓬松的皮带安装一个ＦＥＴＯＮＥ——一种特殊的听诊器，当她躺到皮椅上的时候，婴儿放大的心跳会在监测器的荧屏上以锯齿状线段显示出来。每一次踢腿和扭动都会使婴儿的心跳加速，使棋盘式的检测纸带上多出一个小小的针形图案。如果心跳随着运动能正常加速，这条纸带就被称作是“活性的”，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它说明即使婴儿胎盘的血管因为莱拉吸烟而变得狭窄，孩子的心脏仍然能够得到足够多的氧气。
因为莱拉很年轻，并且也没有任何异常的遗传史，所以她不是羊水检查的“候选人”，这种测试我们一般只给三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做，还有那些因为遗传异常而有生育危险的人：那些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