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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往往既有一些民族国家，然后又有一个民族文化，同时它配合一种大规模的现代工业。
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格局问题，目前存在着三种看法：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这种全球性的文化将普遍适用于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基本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样一种理论认为经济是决定一切的主导性的因素，经济决定论。全球化往往伴随着，首先这种全球性的技术扩张，一种高效率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那么全球会形成一种比较相似的技术体系，甚至基本是完全一致的技术原理，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所以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这样的一种生产技术的话，很可能决定相应的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的所谓的上层建筑，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相反会激发地方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这也是一个比较风行的观点。它强调本土性，强调地方性的反应。下面我要讲一下亨廷顿的观点。
还有一种认为，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全球性的文化将会出现，但它只是一种浮在表面的文化，而本土文化还将在深层次支配人民的生活。就是说这样一种全球化，全球共同的经济生活，一种紧密的、频繁的这样一种国际交流的话，它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规则，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所以，这种规则在政治上，可能体现为联合国，在经济上最典型的就是WTO，它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和规范。语言上，可能是英语，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它认为，真正的能够把你，让你生死与共的，对你的情感有强烈冲击的，可能还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地方里，在潜移默化的社会化过程中，赋予你的那样一种本土文化，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
现在我想就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亨廷顿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第二种观点，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亨廷顿把文化和现代化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的现代化，还有一部分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分开。他认为在技术的层面、在工具的层面，他把它归结为叫做现代化；在终极层面，在价值的部分里边，叫西化，他把它叫做西方化。
他认为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大概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拒绝主义。比如说我既拒绝现代化，又拒绝西方化，这样是一个保守的、封闭的、拒绝一切变化的一个社会。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他叫做基马尔主义。基马尔就是土耳其特别著名的一个开国元勋，国父，也是进行改革西化的一个领袖，同时土耳其的改革基本上是比较成功的，就是说他在工具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他也成功的进行了，完成了终极文化的西方化。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亨廷顿叫改良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是说，一个社会它伴随着工具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在初期，它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西方化的过程，但是当现代化达到了相当成功的一个阶段之后，它就开始反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初期，它是西方化和现代化并行的，但是当它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当军事和政治的实力逐渐强大的时候，从社会层面的一种自信开始回归，对本土文化的一些自信，一些民族主义的东西开始膨胀，这个时候它往往开始拒绝西方化，开始更多的从它的本土、传统和历史中去寻找一些在终极价值观、道德规范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改良主义是走过这么一个倒U字的曲线。
他还总结了另一种模式，他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有一类社会它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任何的进展，但是它在价值终极文化方面西化的却很彻底。
亨廷顿分析，他认为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是走向了一种改良主义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我讲一下文化与全球的经济竞争和全球的政治竞争的关系。首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竞争遍及经济的、政治的、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各个领域的竞争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竞争力依托于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反过来强大的文化也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球竞争力。所以当大家分析美国的这样一种实力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它的软力量，软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它意识形态的力量，它文化的感召力，还有它所宣扬的一整套的价值，以及它为它的国际行动所寻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托词或者是说法，这些赋予它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一种强有力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对于全球经济竞争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面。一个是通过跨国公司，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还有一个是影响区域的经济合作。冷战以后，大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开始不断地涌现，这一点国际政治学家分析得非常清楚，他们会发现那些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是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咱们地理空间上挨得近，然后咱们几个召集到一块儿开个会，定一些条约，然后我们经济共同体就会发展得很好，不是的。真正发展得好的，都是既是空间上临近，同时文化上又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即使空间不临近，只要你文化，还有意识形态等等方面，高度相似的国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非常密切的。
再者就是说，文化对当前国际政治的格局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冷战之后，亨廷顿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文明的冲突》。美国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工业，然后在大学里也有一大批高级的研究人员，是为军事工业、航天工业，国防工业服务的，还有大量的思想库，还有很多压力集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所以，在冷战之后，当苏联分裂了之后，当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转型的时候，它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还有没有敌人？美国的敌人是什么？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与军工综合体相关的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它都要找饭吃嘛，没有敌人的话他也就没饭吃了，也没事干了。所以他们就到处寻找假想敌。当时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就是佛兰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行了，苏联的垮台，中国和东欧的转型、改革等等，就意味着世界上，在未来除了市场经济还有民主政治之外，人类不会有其它的选择和途径。所以，他认为历史已经从根本上，本质的变迁上来说已经终结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就是一个零敲碎打的问题。
那么亨廷顿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不是。他认为在新的世界中，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冷战，这样一种冲突结束了，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会结束，而且会上升为新的主导性的力量。也就是说未来的冲突，可能不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它很可能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与儒教世界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他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我在这里把它引过来。
他说，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民族，在处理认同危机的时候，所谓认同危机就是我是谁？我是属于哪一伙的？谁跟我是一伙的？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当他要寻找这样一些问题答案的时候，亨廷顿认为，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由于现代化的激励，他认为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所以他构想的未来世界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呢？就所谓的某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