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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请你来，是你自己要来的。这与洋务运动以后的向西方求学，是大不一样
的。
后来，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走钢丝的过程摇摇摆摆、
晃晃悠悠，总的说来，没出什么大乱子，没从钢丝上掉下来。以利玛窦等人
为代表的务实的传教士，确实在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传教路线，他
们确实是以自己丰富的科技知识和灵活的策略敲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大门，一
直到鸦片战争，情况才发生新的变化。
在范礼安来华之前，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已开始在澳门的中国人中间
传。当时，他们所采用的，是让中国入教者葡化的方针，要求他们讲葡语，
用葡名，生活方式也要改随葡俗。1573年，范礼安以耶稣会远东视察员的身
份到澳门，主张改上述方针为让传教士中国化，学习中国语言，生活方式随
中国的礼规和民俗习惯。他建议耶稣会重新派遣和训练适合这一方针的年轻
教士到中国来。巴范济、罗明坚、利玛窦就是这时从印度调到中国的。范礼
安往来于印度中国之间达32年，但只到过澳门，并未进入中国内地。罗明坚
等按范礼安的要求，学习中文和中国礼俗，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有
一副士大夫的言谈举止，获得广东官员的好感。他又以珍贵的礼品贿赂两广
总督陈文峰，才得以获准到肇庆传教，并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
堂。
利玛窦根据到肇庆的经验，将范礼安的传教思想加以系统化，并形成了
一套具体办法：①打通关节，踏入国门；②入乡随俗，取得好感；③广交朋
友，争取支持；④想方设法，直达朝廷；⑤施洗收徒，建立教堂。其主要方
针，一直没有离开“以学带教”。
利玛窦发现，中国的儒士对新鲜事物持有浓厚兴趣。他确信，要在中国
传播天主教，首先应从士人阶层入手，以学问为媒介，寻求沟通的共同语言，
把握时机，阐发基督教义。所以，利玛窦在日常生活中，力图模仿中国人，
打躬作揖，下跪叩头，他都做得来。他以为中国尚佛，还曾用僧名，着僧服。
苏州人瞿太素想从利玛窦那里学习炼丹，利玛窦却向他传授了几何学和基督
教理。后来，明宫中的太监也以为利玛窦能炼丹，后发现并非如此，还曾刁
难过他，阻止他见皇帝。不过，不会炼丹也许是帮了利玛窦的忙，否则，可
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传教成就了。利玛窦从瞿太素那里也获益匪浅。他由此知
道佛教在中国并不受重视，因而换去了佛教徒的形象包装，改随儒俗，并开
始用心研究儒家经典，借用儒家的语言来阐发天主教教义。他将这些研究成
果用拉丁文写成书，传回西方，对西方人了解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利玛窦坚持向他所接触的儒士宣传介绍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
知识。传教士中有的反对这种方法，主张直接宣讲天主教教义，对此，利玛
窦很不以为然。事实证明，利玛窦的方法是成功的。通过这条途径，利玛窦
结识了不少很有影响的明朝官员和士人，并使他们成为他传教的得力助手。
明代王顺奄对利氏的天文学知识评价说：“彼释式之言天地也，其空幻虚谬
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测验可据，毫发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细。
①
圣教之与释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徐光启曾为明礼部侍郎、礼部
尚书并东阁大学士，他称赞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故于从政之余向利
玛窦学习天文、地理知识，而且很有成就，后经皇帝准奏而主持修历工作。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军8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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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603年受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支持传教事业，被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
几大支柱之一。
利玛窦还发现，要想在中国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必须获得官方的准许，
尤其是得到皇帝的认可。他想尽各种办法，几经周折，疏通关系，以进贡方
物的名义，于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终于见到万历皇帝，献上天主图像、
天母图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报时鸣钟、万国图志等。皇帝很高兴，
授其官职，赐与居第。从此，利玛窦在北京立住了脚，为后来天主教在中国
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利玛窦所以坚持这样一套“不与中国固有思想相背驰”的近乎“妥协”
的路线，与他对中国国情的总体认识有关。在他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少
有往来，对于外国人常怀疑心，时常害怕，尤其是中国皇帝，……唯一的明
智途径是慢慢取得中国人的信服，排除他们的疑心，然后再劝他们进教。”①
他认为他的方法并不违背天主教的哲学基础。天主教把知识分为形而下的事
物的知识和形而上的本体的知识。由事物的知识入手进而提升到本体的知
识，这种方法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范礼安、利玛窦的传教方针被汤若望等继承下来。
汤若望于1618年启程来华，1622年底到北京，先学习汉语，后被派往
西安等地传教。他也是耶稣会士，像利玛窦一样有丰富的天文学、数学知识，
并通工学。此次到中国，他带了许多有关数学、天文学的书籍和天文仪器。
据说，他曾准确地予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一次日食，因此声望大增。 1630
年，经徐光启推荐，汤若望奉召入京参与修历工作，参加编纂《崇祯历书》。
1646年，该书经汤若望修正，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顺治皇帝在封面御
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由清政府命名为《时宪历》。
清军一入京，汤若望就受到清廷的保护，顺治帝很敬重他。1644年 11
月，汤若望由礼部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继续主持修历工作。由于创立新法有
功，1646年又加太常寺卿衔。 1653年，顺治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
1657年又加封他为通政使司通政使，1658年诰授其为光禄大夫。从此，汤若
望在清廷的官衔超过所有在中国的欧洲人。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不会把自己变为一位传授实用知识的
教师，天文气象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绝不会忘记为基督教征服世界的使命。
他在主持修历工作的同时，倾全力翻译著述天主教教理书籍，系统阐述天主
教神学学说，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向能接触到的中国人宣
讲天主教的教理和基本知识。明崇祯朝，汤若望曾获准自由出入皇宫，竟在
太监和后宫中发展教徒几十人，设两座教堂，经常举行弥撒。他还曾借机上
书崇祯皇帝，劝他信奉天主教。汤若望也不放过向顺治帝传授天主教理的机
会，希望他能成为君士坦丁大帝那样的皇帝。
（2）基督教“第二次教难”
1659—1670年，清朝曾发生一场借历法问题打击陷害天主教传教士的事
件，是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的第二次教难，是相对于明末的南京教难而言的。
范礼安、利玛窦、汤若望的传教路线，在来华传教士中，以及在耶稣会，
罗马教廷内部，也并非一致赞同。中国内部也不是都支持在一定范围内有条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第8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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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接纳天主教。双方都有偏离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对话的关节点的
因素，因而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利玛窦等开始采用借佛以传教的策略，后又改为联儒排佛、道的方法，
引起佛教的不满。始于1616年，至1621年平息的南京教难，发起人和组织
者是明南京礼部侍郎沈，礼部尚书及东阁大学士方从哲，二人背后有大太
监魏忠贤的支持。这些人的动机据说与佛教的怂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