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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是否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
驻兵的问题。今井武夫回忆道：最难的是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
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侍从次长
陆军少将张汉年以预备委员的身份一同前往。
临行前，蒋介石特别向他们交待了三点：
1。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2。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
3。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由于蒋介石特别交待了“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所以，中方的三
人谁也不敢在“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上有所表示。
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都等于没有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特别是承认了“满洲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日军的驻兵可以永远不撤。对
于这些，不要说他们不能作主，就是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
的身家性命当儿戏。
第一次会谈虽遗留下若干问题，但双方“对于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意
见大致趋于一致，商谈到此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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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厦门
双方原班人马，准备继续讨论遗留的问题。
今井武夫一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顶示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
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魄之感。在旅馆的一面，抬头可以
看到房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字架，朝夕传来当当的钟声。
特别为了保密的关系，会址选定在澳门市郊海岸马路上来往行人非常稀
少的地方。
会谈当天晚上
9
时，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来接日方代表，一同前往会场。
途中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道路上左拐右转地走了一阵，好不容易
才来到好像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门口，立刻被领到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
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
4
枝蜡烛。桌子的两侧放着椅
子，双方代表分别在两侧相对而坐。
一连
3
天，每天双方都谈到半夜，连续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时，陈超霖
首先表明了诚意：“蒋介石委员长最初虽然对本会谈抱有怀疑，为了明确日
方的真意，曾批准陈、童等人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
性，终于下决心实现和平。”
接着，章友三站起来继续发言。他站起来时没站稳，苦笑着说：“
5
月
底，日军飞机强行轰炸重庆时，因向防空洞晚逃了一步，被炸弹碎片打伤的！”
他继而转入正题：“中国对备忘录的第
1
及第
3
条，即承认‘满洲国’及日
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谅解的话，希望今天
就汪兆铭问题进行商讨。”汪兆铭就是大汉奸汪精卫。
他认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方面居间斡旋，或叫汪出
国，或叫汪隐退。
今井武夫从中方代表的发言中听出，此次和谈在关键问题上已不会有太
大进展。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
让步。
蒋介石的代表认为，“满洲国”的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
交方式解决；关于日军驻兵问题，也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
日方对于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希望，留
有协议的余地”。驻兵问题，可以“按照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予以约定”。
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中国派
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谈。
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和谈计划搁浅的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
面蒋介石感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他以拖待变的计划变得越来越现
实；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谈的风险太大。
从日本方面寻找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其内阁变动所引起。在和谈期间，
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内阁变动，阿部内阁倒台后，继承阿部内阁的米内内阁
也以短命告终，于1940
年
7
月16
日退出舞台。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场，东条
英机接任陆军大臣。
7
月31
日今井武夫向东条汇报了谈判经过和现状时，东
条英机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日华谈判和平这类政策性行动，是中国派
遣军的越权行为。他对“桐工作”予以明显地否定。
日本的一些史书曾认为，在1940
年
6
月以后，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
的迹象。但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日中和平谈判的危险，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中断了谈判。
事后看，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并不是针对日蒋和平谈判的，当时
尚不确切地知道日蒋进行的“桐工作”，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所取得的伟大
胜利，确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抑制了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起
到了推动抗战的作用。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
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
年
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
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
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
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
年
9
月成立了在华
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
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
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
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
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
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
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
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
元在1939
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
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
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
前者主张不宜过多地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可不应忘记，两人虽观
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
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
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
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
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多田骏
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
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
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力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
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
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
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队伍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
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
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
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
意识到华北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