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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
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
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彭德怀接着说道：“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
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
了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就是‘出门
上公路，抬头见炮楼’。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不破
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386 旅旅长陈赓提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
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
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我们还是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
彭德怀这时打开行军地图，指着正太路说：“我和朱老总一直在考虑，
由伯承和荣臻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
行区的联系。”
彭德怀的话使谈话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的计划。
从此，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多了一张正太铁路地形图。
从东京到北平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物产匮乏。日本为称霸东亚，必须先找到
一个基地，供给日本物资，使日本能够以战养战。而地大物博、落后混乱的
中国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将
这一战略命名为“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所谓“中间突破”，也就
是首先占领中国；“后攻两头”，则为在占领中国之后，再北攻苏联，南霸
太平洋。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就没停
止过动中国的脑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
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向其自身的
毁灭跨进了一步。
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
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
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
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
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
顾之忧。
日本认为时机已到。
为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
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
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
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
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
万军队，其中有
10
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
多万人，并包含80
多个精锐师。会战中，
日军伤亡
5
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在战争初期参谋
本部要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像肥皂泡一
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
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注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四亿五
千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则软硬兼施，多管齐下。
就在彭德怀酝酿正太破袭战役的同时，日蒋间正在进行着代号为“桐工
作”的和谈。
中国派遣军高参今井武夫早在1939
年初就力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中国事变”。
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方部分人士认为可以
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日方部分人士幻想只经过
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
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
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轻蔑
和狂妄。当1937
年12
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
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
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
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
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
4
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
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
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日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
以政治诱降为主。
这时日本的政策则像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此，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就转而采取“军
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1938
年11
月
3
日，日本政
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
月22
日
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
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
立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
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
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
年11
月，日军大本营陆
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
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
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同蒋介石开始了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今井武夫是中国派遣军的一个高级特务。在进行“桐工作”之前，他就
曾专门从事与汪精卫的联络工作。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后，因为工作卓有成
效，今井武夫又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下从事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
作”。
谈判的对手是宋子文的胞弟、宋美龄的胞兄宋子良。
1939
年秋，今井武夫同日本名义上的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经香港大学教
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会见宋子良。宋氏二兄弟虽是蒋的皇亲国戚，但有
时与蒋介石政府互不相容，他们没有与国民政府一同住在重庆，而是住在远
离重庆的香港。当时，日本海军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了全面封锁。对于重庆
政府来说，香港就成了唯一对外联络的基地，成为各色人物的落脚点。
开始，宋子良是拒绝同今井武夫会面的。他的理由是他的个人的政治活
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
但到了12
月下旬，未子良改为主动要求会面。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今井
武夫和铃木中佐来说，则意味着代表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授意，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
司主任的宋子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双方就是否承认“满洲国”，缔结两国防共协定、是否允许日军在中国
驻兵、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谈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是否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
驻兵的问题。今井武夫回忆道：最难的是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