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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蒋小姐你举出“多少社会新闻的主角在这种关系下演悲剧”的例子,推其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社会观念不够开放,一般人心理不够健康——许多人把非婚姻关系的性结合视作一种罪恶,而忽视了婚姻本身不过是对爱情的一种保障而已。过分重视婚姻的形式,而忽略了它真正的精神所在,因此不但扼杀了许多为未婚男女所应享的灵肉一致的爱情,逼使他们养成自淫的习惯。更促使许多既有婚姻关系的人非法经营他们的爱情。(那些金屋藏娇,红杏出墙的男女,如果不因为背负了婚姻的枷锁又何至于如此偷偷摸摸?如此神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离婚视为是不道德的事,而结婚往往又得除了当事人双方的爱情外另需具备学问、金钱、地位——种种与爱情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客观因素方能完成的大事。在这种观念下,我们真能禁止“爱情的走私”和悲剧的继续发生吗?
另外,一个女孩子面临选择时,要遭遇“父母心中乘龙快婿长是女儿眼中的凡夫俗子”的矛盾,可能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另一主要原因;如果对于一个女孩子“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而引发的行为”其后果是如此不智,为什么“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呢?如果一个女孩子“肤浅到不能体念父母的爱心”而追求到了她真正的幸福,“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永远认为是可以同情的。(我实在不懂你基于何种想法永远认为不可同情?)
理性!理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欠缺的便是它。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该追求的也就是它,记起法国大革命时代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不由得让我们警惕那些错用和滥用“理性”的你们将带给我们何样悲惨的命运!一个不能分辨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真貌,观念模糊、思路不清的人是没有资格站在群众中间讲话和写作的。蒋小姐,以及更多的作家们,我劝你们都学李敖,先读历史,再读哲学,更学会许多思索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澄清你们的观念,抛下你们那支软弱无力的笔,锻炼刚强不屈的臂力。否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历史将为你们替盲目大众所造下的恶果,记上一笔永远无法逃避的谴责了。
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一部《飘》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双城记》……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类奋斗的血泪和群众的心声,写出了人性的尊严和光辉。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仍不肯放弃大刀阔斧,动人心魄的几笔呢?难道你们愿意永远让李敖一个人靠他的“酸臭文章”、“暴得大名”洋洋得意。而你们却忍气吞声的躲在“象牙塔”里的一方“暗室”中吗?出来吧!蒋小姐,更多的作家们,如果你们都肯走出“窗外”,舍弃黑暗走向光明,我敢担保李敖这个好管闲事“乱写文章,妖言惑众”的“文化太保”,一定心甘情愿的去做“文化白痴”,悄声敛迹的醉死在他的酒杯里。你说是吗?酒鬼李敖?
上面三篇文字,都因为我写的《为有窗,哪有?》和蒋芸写《象牙塔外是什么?》而起按说我该把蒋芸的文章收做附录才对。可是蒋芸后来变成我的知己,她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她一定赞成我把她这篇文章代为作废了。
(一九八○年四月廿七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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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以后(李敖)
《没有窗,哪有?》发表后,引起原子弹的效果,四面八方,反映太多,我把骂我的部分反应,引证在下面,以示雅量。
《没有窗,哪有?》发表后第二十一天(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官”方面的《中华日报》对我展开攻击,该报副刊上有王集丛的《“反派”小生》,提到——
李敖写文章把今日中国文坛分为“十派”,并且补充说还有“漏网”的一派,就是“春宫派”。其实这一补充,也就是用来烘托前“十派”的,用意是在加强其“乌烟瘴气”、“鬼哭狼嚎”的程度。
不过这种分派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一派。虽然他们只有三两个人,是少数,可是他们似乎也有一个立场,就是专门和人家唱反调。你说男女内恋爱应走正路,要慎重,他们就主张无条件,无界限的乱爱、“杂交”;你讲“礼”,他们竟高叫“我不知道这个‘礼’是他妈的什么?”你在广阔的人生中自由选择题材,他们却特在强调写黑暗面和特殊生活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在“苦工”、“死囚”、“小雏妓”,才是“新方向”……这样总是和人来抬杠、唱反调的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反派”。而李某者,反派小生也。
接着他攻击“反派小生”的“使人‘不敢领教’”——
这一派有一点长处,就是会骂人。他们从《窗外》骂到窗内,从“鸳鸯蝴蝶”骂到“新闺秀”,从“之乎者也”,骂到“广播剧”……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文坛,是一间“黑洞洞的暗室”,没有光,没有热,没有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个剧,一首诗可看;照他们的说法,他们自己出版的东西也该包括在内。他们骂得很刻毒而下流,什么“狗屁”、“他妈的”这类话,常见其“文章”中。就这点看来,他们这一派,也可称为“王婆派”,王婆骂鸡,出语不凡。
唱反调、骂人,在今天是一种“媚世”的做法。因为今天有不少人不满现实,很苦闷,看看唱反调、骂人的“文章”是很过瘾,很痛快的。可是,连他们自己也说:“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作法。”那么,他们这一派的立场和企图,就使人“不敢领教”了;而其前途也是可想而知的。
五天以后(七月二十六日)这位作者又在《中华日报》发表《先天性的毛病》,继续挞伐本小生——
有人认为“男女相悦,基于爱情,就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是有程度之分的。”拥抱接吻是爱的表现,“发生肉体关系”,也是爱的表现,没有区别,也不该受任何约束、限制。他说“杂交”是人类的“先天性”,没有什么“纯洁”或“不纯洁”的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新,很进步,很“解放”。不幸所用的论证:“杂交”,开了倒车,那是未开化的原始人类的行为呀!
接着,他从他的“进化论”引申如下——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是由兽进化来的,原始人类未开化,颇多兽性。“杂交”确是人类的“先天性”,也就是兽性,君不见兽类“杂交”,连父女、母子、兄妹都不分吗?但是,人类进化,兽性减少,“杂交”之类的“先天性”,普遍消除了。于是人和兽的区别就越来越多,人性发扬起。在这过程中,人类的生活不得不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恋爱生活亦然。这样扬弃“先天性”,不“杂交”,而建立人的恋爱关系,夫妻关系,发扬人性,才是进步,才是文明。饭之,在夫妇、男女关系分明的社会,发展原始的“先天性”,以“杂交”来做乱交的论据,则是倒退,野蛮!
至于“肉体关系”和拥抱,接吻等等,不仅有形式和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有实际的责任问题。因为男女相爱如果未结婚,或者竟不结婚,就“发生肉体关系”,因而怀孕,那就可能发生严重问题或悲剧。中外社会中都有,中外的小说、戏剧电影中常见,难道还不都教训吗?
我不相信裸体“杂交”,写“笑脸上床”或“杨贵妃脱裤子”,就是什么新观点;也不相信破坏伦理道德而大发兽性,就算“现代化”、“新境界”。实际上这些都是“先天性的毛病”,也是危险的毒素。
到了第二个月的八月三十日,《中华日报》还不罢休,又登出凤兮的《作家走出小世界》——
李敖叫琼瑶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外的写作者。他说: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需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艺写作者所应反站的新方向。
劝一个有读者的作家,走出他饮食男女的小世界,正眼看看广大的人生,改变一下无病呻吟的调门,发挥一点振聋发聩的作用——这种劝告应该是善意的,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