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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说李敖是没有资格来鉴监赏、批判自由中国作家们的作品的。凭他这个台大历史系科班出身的考证脑筋，压根就看不懂也写不出像于梨华的《扬子江头几多愁》，琼瑶的《菟丝花》和你的《两片云》般脱尘绝俗、虚无飘渺的作品。如果他要写，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扬子江头几多人淹死？》、《菟丝有花没有？》（据我的生物学常识，菟丝是无花植物。）、《两种文化的取舍？》等酸臭文章。花呀！云呀！愁呀！等远离现实人生的美丽意境，在这个被哲学、语意学、逻辑学折磨坏了的李敖是感受不到的。偏偏他在搅他的“文化太保”勾当搅得昏头胀脑，魂不守舍之余，又要以“行家”姿态出现来指点你们这些大作家走出窗外，真可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孔夫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敖在与老年人争棒子未得逞时又来和你们作家做对，激怒了这么多人，看样子他是难逃过“自作孽，不可活”的命运了。
李敖除了本身不具有灵性不懂得欣赏也写不出像你们砌满辞藻的内容丰富曲折的作品外，他自己的文字也堪称拙劣，拙劣到和民初鲁迅一样粗俗、尖刻。奇怪的是他居然能以他卑鄙的“嬉笑怒骂”的文字而“暴得大名”，并且“拥有了许多的读者”，又赢得了“那些人的拍掌叫好声”。而这些拍掌叫好声显然又比你这些名作家们得到的要多而响亮，真是气人不过。据我读遍李敖著作，分析这恶人所以得势的原因，综合几点提供你作为下一次攻击他时的参考。“知己详彼，百战百胜”，这对你一定会有许多帮助：
海明威本年八月十六日在中副有一篇转译文章《给青年的忠告》。其中“论写作的艺术”中有几项，正是李敖最谙熟的：
（一）一优秀的作家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文字简练，别具风格。只有少数的大作家对于语文的应用能指挥自如，超人一等。
（二）一个优秀的作家，对于自己的想法，必须有永不衰退的信心。
（三）最好的书籍是单纯的，想说什么就说出来。
也许这些便是你想知道的象牙塔外的李敖是靠什么起家的答案：他依靠具有特殊风格的“不庄重、不道德、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也依靠经验——基于他曾被女人遗弃过的悲惨经验，基于他“喜欢看女人，有时候不止于看”的做爱经验，他依靠信心——基于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价值的深刻认识，他依靠热忧——对社会和国家前途一股狂热的关切，他开始写作，深刻的、严肃的（这一点也许是你们在他文字后所未曾发现的）在男室里制造光芒。他发掘了许多问题，揭破了许多疮疤，让大家见到了谁都不忍见也不愿见的毒脓。当然，他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任何一个垂危的病人都不会知道自己的病热已十分严重：在医生未告诉他病情之前，他仍幻想着自己强健如牛。在医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愿意相信和承认是一桩事实。于是他说这个医生是蒙古大夫，该杀该死。李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他在摇撼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像古以色列巨人参孙摇撼非利士人的神殿一般，但李敖这样做并非像参孙是出自仇恨而是出自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起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令无数人不谅解、不能忍受。因此，大家向他攻击，向他投“帽子”，叫他吃上了官司。
任何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在面对着这样多敌人时一定都会知难而退。但是李敖这神经病第三期“自杀狂”却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可是他没想到这年头茅坑也不能久蹲的，因为有许多“不但没屎连尿也没有的家伙”也想往里挤，好闻闻臭气过瘾。李敖赖在里头，拉个没完，他们在外头等急了一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李敖推下茅坑，而且落井下石，让李敖不明不白的死个遗臭万年。李敖这个笨蛋，他难道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心计吗？我想李敖再笨也不致笨到如此程度，但他为什么要得罪了官阀又得罪了学阀？除了“独白”之外又不甘寂寞的选择了批评家的道路？因为他迷信着：
“严酷的批评仿佛是一个人自告奋勇，要集法庭、法官、陪审员、判决书、监牢以及电椅于其一身，他自己弟兄们的缺点全结晶浓缩了。他也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把个人的权力看得很高。他觉得人家把他抬得高高的，要他一个人来管理伙伴们，他采取的规律就是‘用结果来判断方法’。原来该造就人家的地方，他却来粉碎一切，勇气和希望应该奏凯歌的地方，他却要使人疑虑不定，自己不相信自己。（海明威《论批评家与批评》）于是李敖才会一发现下个作家的工作显得漠不关心，就同他拼命”（同上）
《文星》九十六期编辑室报告中最后一段：“只有胆怯的人才怕批评，他们见不得光，见不得热……刚强的人是批评不倒的，尤其执着真理的刚强”。为什么我们怕批评呢？为什么我们怕一个批评家的诞生呢？如果我们社会充满了正义和光明，我们的文坛不如李敖所说的是“一大片断栏朝报、乌烟瘴气鬼哭狼嚎”，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容忍李敖这个新时代的“罗亭”（你们眼中只会说大话的家伙）呢？不！不！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坛散布着你所说的“一种阴暗，一种迷乱，而没有阳光”。不是李敖没有阳光，而是我们没有阳光。
李敖在为我们这个因容忍与乡愿而造成的黑暗局面制造阳光，而我们却因为在黑暗里呆得太久了，瞳孔萎靡惯了，怕被刺目的阳光灼伤而拒绝而扼杀这首先打破容忍和香橼局面的批评家呀！
许多问题要深切的反省才能觉悟，如果我们承认今日的文坛是一座象牙塔，是一间暗室，我们便该有勇气走出来。象牙塔外是什么？象牙塔外是一片光辉灿烂的世界。象牙塔外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开拓我们写作的领域，增加我们写作的题材，把我们的笔投向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角落，写出“除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外”更多人生真实生活的一面。贫穷呀！死亡呀！这便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并不生活在夜总会、歌台舞榭里，他们更不会终日冥想什么花、草、月亮，他们没有忧郁，却有烦恼，烦恼今日的米粮。盟友梦却有盼望，盼望明日仍有生存的力量。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妓女、码头苦力、住在违章建筑及低级军眷区中的女人孩子们，有谁去关心过他们如何生活？他们的灵魂也可曾得过抚慰和滋养？我们应该用文字表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和龌龊；用文字启发隐藏在我们大众生活中许多不为人重视的问题。我们的文字应该写出时代的苦难和光明；刻画群众的悲泣和欢呼。而不必如你所说的顺着小说的畅销性而用欺世的手法写那些剑侠、神怪、侦探的新神话和新童话以致令沈刚伯、朱汇森、萨孟武、赵兴中、郑振华等童心未泯的学者名流亦爱之不舍（见《中央日报》五十四年七月十二日第四版《你爱看武侠小说吗？》）。更不可用“媚世”的手法写那些远离现实人生的彷徨的、“强说愁的”、“如烟如梦幻般的”新梦话派爱情小说的，而使得广大无知的青年跟着一块做梦。
爱情故事不是不该写，要写便该放弃那些“老掉大牙”的落伍的“摸摸手便脸红耳赤”、“被他看一眼便可以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想上三天三夜”的陈旧观念，而去做“大胆的爱情的描写”，多刻画灵与肉的人性问题。“肉欲的问题”并非如你所说的“放浪形骸”，而该是你所说的“深刻而严肃的问题”；“离开了肉，哪有灵？离开了欲，哪有情？”不顾肉欲而只追求灵的爱情，在同性恋者尚不易如此纯洁，何况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后生下的子女呢？恋爱的本质便是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融合在一起。这融合的力量如果不是籍着彻底的做爱又何以达到融合的境地呢？中国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不经过夫妻一番，又何来百日之‘恩’呢？（在这里，我并非是提倡男女的滥交与做爱，只是想针对爱情的观念，在它的本质上作一番澄清而已。）
灵的追求其最后目的必为肉的结合，就像我们囤积食物的目的不外乎吃它而已。没有人会积满了食粮却宁可饿死而不吃它。当然，也没有为了灵的纯洁宁可自洁而不肯双方合作一下的道理。
至于蒋小姐你举出“多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