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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然比叙事一致性要复杂得多，并且可以被视为替各种主观主
义主张引入了新根据。不过，这种比较仍然有助于解释为什
么提出以下见解是明智的：即使在其答案无法得到实证的情
况下，“汤姆的契约是不是有效”的问题也可以存在一个正确
的答案。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比较也是有用的。即使我们反对可
实证性论题并因此反对当正确答案不可以被证实的时候不存
在正确答案的观念，这个比较仍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下
说法是明智的：在某些极其特殊的案件中，不存在法律问题
的正确答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文学研究计划第三个形
式里，参与者可以正确地拒绝肯定大卫有一定的财产或大卫
没有一定的财产。假定大卫是不是A 型血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不存在理由认为一个具有那种血型的小伙子比不具有那种血
型的小伙子更可能具有狄更斯所约定的历史和性格。命题“大
卫是A 型血”不是模糊的；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历史上的
小伙子要么是A 型血，要么不是A 型血。即使我们将永远
不知道他是不是A 型血，但是“他是不是A 型血”的问题
存在着一个正确答案。但是文学研究计划的肯定条件禁止那
样来谈论大卫；在这些条件下，以下说法似乎是比较明智的：
虽然“他是那个血型”的命题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那个
血型”的命题也不是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持说那个问
题不存在着正确答案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对于这个事业的任何
外在的批评，或者基于像可实证性论题之类的任何外在的哲
学立场。其根据仅仅是，那是在这个事业本身的观念内部的
正确反应。在任何一个特殊案例中，就那是不是一个正确反
应而言，我们可以想象在该事业内部的真正争议。某一方会
说，有理由认为像大卫那样的小伙子由于那个理由而更可能
拥有A 型血，第二方有理由认为他们更可能不具有A 型血，
第三方则认为，由于没有任何理由去支持上面两方任何一方
的意见，所以无法作出任何一个明智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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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在有些情况下，参与者会禁不住说，大卫的问题不存在
正确答案。这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小说的长度，确切
地说，是狄更斯实际提供的信息量。第二种情形是该问题的
性质。假如事实是它是主要通过一定人口分布的性格问题，
而某小伙子即大卫具有狄更斯描述的特定性格，那么无论这
种描述多么细腻，上述事实都与“大卫是否具有这个性格”
的问题没有联系，因此，那个间题不具有正确答案是更为可
能的。
我们能够想象可能产生于某个法律制度之中的由于这种
相同理由而不具有正确答案的一些问题吗？当然，那一定得
依赖于这个法律制度，但它还得依赖于我们怎样理解和扩充
刚才提到的断言：假如一个法律命题提出了一个最佳的正当
化辩护，那个辩护能够得到一组已经成立的法律命题的支持，
那么那个法律命题是站得住脚的。我认为，一个理论是否提
供了对适当法律资源的最佳正当化辩护，必须得由两个维度
来判断：适当性维度和政治道德维度［t ］。适当性维度假定
的是，大体上讲，假如一个人持有的那个理论比另一个人持
有的另一个理论在其服务过程中更经常地为人所使用，那么
那个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比另一个理论更好的正当化辩
护。在那一方面，在只有极少已经确立起来的规则的不成熟
的法律制度中，或者在处理其选民一定范围内的行为的法律
制度中，这两个不同理论可以很好地提供同等优秀的正当化
辩护。但是在一个现代发达而复杂的制度中，那种关系的先
前的相似性极其微小。这个关系结果在任何一个制度里都是
可能的，但是它在这些制度里已经变得异乎寻常地微小。我
的意思不是指很少有法律工作者甚至在那一方面就哪个理论
提供了较好的正当化辩护存在分歧。我认为许多法律工作者
将同意没有一个理论比任何另一个理论提供了更好的适当
性。
第二个维度即政治道德维度假定的是，假如两个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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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辩护提供了法律资源方面同等优秀的适当性，但是有一个辩
护在政治理论或道德理论问题上具有优势，那么它仍然比另
一个辩护提供了更好的正当化辩护；也就是说，假如它更接
近于把握人民实际拥有的权利，那以它仍然比另一个辩护提
供了更好的正当化辩护［8 ］。这第二个维度的可适用性更减
少了使任何一个特殊案件没有正确答案的可能性。但是第二
个维度的力量― 以及它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将是一个有争
议的事情，因为持有不同类型道德理论的法律工作者将对此
作出不同的评估。坦诚的道德怀疑论者将主张，第二个维度
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因为作为一个政治道德问题，相对其他
任何理论而言，没有一个理论是更加优秀的。假如只从第一
个维度考虑一个案件有没有正确答案，那么那个案件便没有
正确答案。另一方面，一个持有趋乐避苦的功利主义的过时
权利理论的人将发现以下情形是难以置信的：在任何一个特
定案件中要求作出不同判决的两个不同理论在第二个方面将
旗鼓相当。他将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可能性：两套不同的道德
规则从长远来看将具有恰好相同的快乐与痛苦后果；但是他
仍然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如此微小，以至于它在实践中可以忽
略不计。
按照某些权利理论，是否存在着有关“没有正确答案”
的理论可能性也成了一个难题。假定有这样一个基于权利的
政治道德理论，它试图从某个假定的给予平等对待的绝对权
利，即给予平等关照和尊重的绝对权利，推导出一些特殊的
个体权利。对应当把什么考虑为平等尊重，承认那个一般理
论的两位法律工作者会持有不同的观念。难道第三位法律工
作者会看似有理地相信前两位法律工作者中没有一个是正确
的，因为这一种尊重观念与另一种尊重观念恰好是同样好
的？一旦我们把握了过时的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他的体系中，在两个行为、两个规则或两个原则之间建立
联系的意义。假如它们正好产生同样的积极的快乐平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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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么它们便建立了联系。但是要想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够接受并
维持平等尊重理论的一般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
因为他不确定哪一个观念更好，而是因为没有一个观念是更
好的。在这里似乎没有为普通的联系观念留下地盘。假如在
一个疑难案件中不存在正确答案，这肯定是因为在道德理论
方面的某个更难以处理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通约性类型的缘
故。
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司法中，是否存在着没有正确答案
的案件，这样的案件是多还是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
经验间题。我认为，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案件即使存在也
是极为少见的。假如本文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对此持有异
议的人无法简单地通过依赖于可实证性论题或前面考虑过的
其他先验论证来确立他的论断。然而他也不太可能通过逐个
找遍法律报告以图发现没有正确答案案件的实际案例来获得
成功。每一个个案报告都包括一个意见，它证明了某一方具
有法律论证的较大优势。有的案件也有不同意见，但是这样
的案件也是较好意见占据上风的案件。也许多数派的意见和
少数派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在这个特殊案件中，也许法律分
析和哲学分析的某种结合能够证明，从总体上看，没有一方
的论证比另一方的论证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