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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化工联合的确限制了贸易的法官将会相信，他们通过禁止
它而达到了国会议员的意图。如果我们选择具体陈述，那么
禁止该联合将违背他关于那个联合是否限制贸易的意图。我
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
这个问题也产生于宪法语境之中。假定一个国会议员投
票赞成要求“平等保护”的一项修正案，因为他认为政府应
当平等地对待人民，并且这意味着不区别对待人民的基本利
益。比如，他认为他投票赞成的条款将被对犯有相同罪行的
白人和黑人给予不同惩罚的刑法所违背，因为承担惩罚责任
触及到了根本利益。但是他还认为实行种族隔离的不平等的
公立学校没有违反该条款，因为他没有把教育考虑为一个根
本利益。我们能够再一次区分他的意图的抽象形式和具体形
式。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意图是，只要是实际的根本利益
都应当受到保护，所以，假如法院认为教育是（或者也许已
经变成）一个根本利益，那么该法院认为通过废除种族隔离
政策迎合了他的意图。但是在后者的具体情况下，他的意图
在于保护他自认为是根本利益的东西，法院废除种族隔离政
策违反而非迎合了他的意图。
我在其他地方用过的提出这个区分的一个办法适合于刚
才用过的立宪例子而非国会例子。当如“正当程序”或“平
等保护”之类短语起作用时，我们要么抽象地把立法者的意
图或代表的意图描述为有意于颁布正义或者平等“概念”，要
么具体描述为有意于颁布他对这些概念所持的特殊观念「’
幻。在这些术语中，我前面对这个区分的使用已经招致了许
多批评〔 ‘' 1 。我认为，这些批评家犯了一个重要错误；
不过也许这个错误受到了我列举一些例子的方式的影响，我
用那个方式对在普通语言中起作用的概念和观念作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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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卿〕 。他们认为，投票赞成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任何一个国
会议员要么有一个抽象意图，要么有一个具体意图― 他要么
有意禁止在实际的人民根本利益上不同地对待人民的条款，
要么有意禁止在他认为的人民根本利益上不同地对待人民的
条款，但是他不是同时具有两个意图，并且他有过两个意图
中的哪一个意图是一个明摆着的历史事实的间题［21 〕 。
虽然其抽象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关于他的意图的两个陈述都
是真的，因此，立宪理论问题不是历史上哪一个陈述更精确
的问题，而是用哪一个陈述来建构立宪意图观的问题。
这个选择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假如那个抽象陈述被
选择为探讨原初意图的适当模式或适当水平，那么法官们必
须作出一些实体的政治道德判决，那些判决不是为了取代而
是为了迎合由制宪者作出的判断。意图论者对18 和19 世纪
政治家的具体意图所作的艰难的历史研究因此全都是浪费时
间的无关之举。通过诉诸某个有争议的代议民主理论或某个
其他政治理论，意图论者会为自己之所以选择具体意图作辩
护，那个理论使得立法者的具体意图对于解释来说具有决定
性意义。但是那个策略将挫败他们自己的以下断言：原初意
图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通过搜集有
关代表或政治家精神生活的更多情报，难道他们能够以某个
更中立而纯粹历史的方式为选择了具体意图作辩护吗？我认
为他们不能，不过我将考虑那些企图得以尝试的方式。
1 主导意图。我们或许会说，假如一个人有一个抽象意
图和一个具体意图，那么其中肯定有一个是主导意图，一个
意图肯定驱使着另一个意图。在一些场合，这个区分是讲得
通的。假定有一位参加宪政大会的代表，他痛恨精神病学家，
他认为允许精神病学家在刑事审判中作证― 且他们从中赚
取大量钞票―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假如他投票赞成一个
正当程序条款，我们会合理地质问他的主导意图是禁止违反
正当程序还是惩罚精神病学家，通过展开反事实条件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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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我们还可以进而就其主导意图得出结论。假定他的正当程序
观原本是有所不同的，并且他原来相信允许精神病学家作证
不违反程序，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赞成该条款的理由将是
为了惩罚精神病学家。他的主导意图是通过否认他们的所得
来攻击精神病学；禁止违反正当程序只是一个派生的或工具
性意图。
当然，当立法者的具体意图是对于不禁止某事的否定意
图的时候，主导意图和派生意图之间的区分必定会发生不同
的作用。于是一个适当的反事实问题便是：假如他原来具有
一个不同的信念，他原来相信该条款将禁止他当时实际上认
为不应当禁止的事情，那么难道他仍然会投票赞成那个条款
吗？比如，假如我们的国会议员原来持有一种不同的平等观，
他认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将违反平等保护条款，那么
难道他仍然愿意把平等强加于政府吗？
我们可以找到赞成以下想法的一些理由：在那些情况下
某个国会议员原本不会投票赞成一个平等保护条款。这些理
由可能像精神病学家痛恨者的理由那样是可耻的。也许他认
为取缔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的观念不是一个内部反应问
题，所以，即使他认为正义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他仍然
会投票反对。在那个情况下我们会说，他的意图即实施种族
隔离政策的学校不应当被禁止是他的主导意图，不是因为他
的抽象意图是达到那个目的的工具，而是因为假如他注意到
了那个冲突，那么具体意图应当战胜抽象意图。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积极证据证明，即使一个特定国会议员
认为该条款的确禁止种族隔离政策，他仍然会投票赞成该条
款。我们可能会找到一封信，上面汇报了他出于其他理由而
个人赞成取消种族隔离政策。
不过，在一些极有趣的情况下，我们的反事实检验的重
点不在于把抽象意图或具体意图作为主导意图建立起来。因
为我们的反事实条件陈述极其强烈，它要求我们想象，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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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议员对平等的信念极其不同于那些信念的实际情况― 没有
一个不太强烈的反事实条件陈述将支持主导意图的论证―
我们因此必须假定他的政治理论的其他部分发生了许多进一
步的卜变化，那些变化使得我们现在假定的那些信念成为他
的自然信念，而这将大大减少可能与回答反事实条件相关的
实际历史证据的分量。
比如，假定我们发现，我们的国会议员认为自由是比平
等更重要的价值。我们于是断定，假如他认为平等的宪政要
求将清除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那么他本来不应当投票
赞成平等保护条款，因为这将是对自由的实体性侵犯。但是
这是一个不合法的结论，因为人关于平等的内容和重要性的
信念是相互支持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假如我们的国会议员
原来对平等的考虑比他当时的考虑更全面，那么他原来对平
等的考虑也可以不比他当时的考虑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
的思辨必须不仅包括假说“他对一个特定政治道德问题持有
不同看法”，而且包括假说“所以他对一般政治道德持有不同
看法”，并且一旦我们讨论“他的更一般的政治信念原本可能
如何不同于它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问题，我们便完全丧失
了支撑点。我并不是说我们被迫得出以下结论：即使他认为
该条款将支持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他仍然会投票赞成它。
我只是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发现支持相反结论的历史证据。
我们认为相关的大部分证据将不符合这个反事实问题的适当
形式。因此在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