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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他们与自己的同胞大众有千丝万缕的隐而不现的联系，所以人民要是攻击他们就不能不害及自己。在民主社会的这两极端之间，还有无数的几乎是各方面都相同的人。这些人既不极穷，又不极富；他们持有的财产，只达到使人们看到之后不会造反和嫉妒的程度。
这些人自然反对激烈的变动。他们的保守性使高于他们的人和低于他们的人都保持于安静状态，并保证着社会机体处于安定状态。
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已经满足于现有的财产，对于使他们能够分享到好处而又不受损失的革命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恰恰相反，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渴望发财，但使他们为难的是，他们知道这会侵夺某些人。使他们不断产生新欲望的同一社会情况，也在把这些欲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它使人增加了进行改革的自由，但却减少了人对改革的兴趣。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仅不从心里希望革命，而且从心里害怕革命。
任何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威胁既得的所有权。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大部分都拥有财产；他们不但持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且生活在人人都十分尊重他们的所有权的环境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便不难发现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在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
穷人往往不关心他们手中拥有的财物，因为他觉得与其享有少量的财物，不如干脆一点没有。富人除了爱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需要得到满足的激情，但经过长期地和辛勤地经营巨额的财产之后，有时反而感不到财产的魅力了。
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其的小康之人，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使他们没有陷入贫困的，只是一小点家产，他们把自己的担心和希望随时都寄托在这点家产上。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更加依恋。把一小部分家产让给别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把损失全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但是，使这些热心保护家产和唯恐丧失家产的小所有者人数日益增加的，正是身分的平等。
因此，在民主社会，公民的大多数看不清革命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而是时时刻刻感到革命会从四面八方给他们带来损失。
我在本书的一个地方说过，身分的平等自然要驱使人们去经营工商业，并使地产不断增加和地块日益化小。我也曾指出，身分的平等时时都在鼓励每个人热烈地和不断地追求幸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切事实更能抵制革命的激情了。
革命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对工商业有利，但它的最初效果几乎总是使工商业者倾家荡产，因为革命一开始不能不改变消费的一般状态，不能不暂时使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失常。
另外，我不知道再有什么东西比商业道德更与革命道德对立的了。商业自然是一切狂热的激情的敌人。商业爱温和，喜欢妥协，竭力避免激怒人。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婉转，除非万不得已决不采取极端手段。商业使人各自独立和重视自己的个人价值，使人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工作，教导人学会成功之道。因此，商业使人倾向自由而远离革命。
在革命当中，动产的所有者比其余一切人都害怕得多，因为他们的财产一方面往往易被查封，另一方面又随时有完全丧失的可能。土地所有者就不必如此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即使失去了土地的收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至少有希望保住土地本身。因此，在面临革命运动的时候，前者要比后者害怕得多。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动产数量越大及其种类越多，就越少发生革命。
另外，不管人们操什么职业，拥有什么样财产，有一个特点是人所共有的。
这就是没有一个人完全满足于现有的财产，人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各式各样的办法增加财富。考察一下他们当中的每个人的任何一段人生，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拟定以增进自己的安乐为目的的某些新计划，对他们大讲人类的利益和权利，均是枉费工夫，因为他们当前把全部精力都用去操劳那些琐碎的自家小事情上去了，希望你让他们另找时间去考虑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
这不仅阻止他们去进行革命，而且打消了他们的革命念头。狂热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够打动也以同样狂热追求幸福的人。他们对小事情的热心，使他们对大事情的热心变凉了。
不错，在民主社会里，有时也出现一些大胆敢为和怀有野心的人，他们的巨大欲望不能满足于按照常规前进。这些人喜欢革命，并发动革命；但是，如无非常的意外事件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是极难发动起革命的。
谁也不能在反对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精神的斗争中得到好处。一个人，不管他认为自己多么强大，也难于使他的同时代人接受为他们的整体愿望和感情所厌恶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不要以为一旦身分的平等成了永久确立的事实，并使民情打上了它的特点的烙印，人们就会轻易地跟着一个卤莽的领袖或一位大胆的革新家走上冒险的道路。
但是，人们也不能通过深谋远虑的筹划，甚至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抵抗计划，去公开反对这样的领袖或革新家。人们不会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有时甚至还会恭维他们几句，但决不会跟着他们走。人们私下里以自己的惰性抵制他们的狂热，以自己的保守主义态度抵制他们的革命习性，以自己的日常爱好抵制他们的冒险家热情，以自己的良知抵制他们的灵机天才，以自己的散文抵制他们的诗篇。这样的领袖和革命家，经过千辛万苦可能使人们一呼而起，但不久以后人们就会离开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好象身体过重而跌倒在地。他们用尽全身解数试图唤起这些态度冷淡和漫不经心的群众，但又终于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认输，而是因为他们成了孤家寡人。
我决不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不好动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一种永恒的运动在起支配作用，人们在这种运动中从不知道休息；但我相信，人们在其中活动时总有不可逾越的一定界限。对于次要的东西，他们每天都在予以改变、改进或改革；而对于主要的东西，他们则谨慎小心，不加触动。他们爱改革，但怕革命。
尽管美国人不断修改或废除他们的某些法律，但他们很少表现出革命的激情。当公众的骚动开始构成威胁的时候，甚至在公众的激情极为高涨的时刻，他们就立即止步并冷静下来。从他们的这种急速反应就不难发现，他们害怕革命，视革命为最大的灾难，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决定，准备付出重大的牺牲来防止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最爱所有权而又最怕所有权丢失，也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有绝大多数人反对以任何方式威胁所有权制度并使其改变的学说。
我曾一再指出，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论，当它只有通过完全彻底的和有时是突然的改变财产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的时候，在美国不会象在欧洲的一些大君主国那样受到无限的欢迎。即使有人主张这个理论，群众也要以一种本能的反感抵制它。
我敢说，被法国一贯称为民主名言的那些名言，大部分要被美国的民主所取消。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美国，人们具有的是民主的思想和激情；而在欧洲，我们具有的还是革命的激情和思想。
如果有一天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那也是由于美国的土地上住有黑人而引起的。也就是说，造成这种革命的原因不是身分的平等，而是身分的不平等。
在身分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闭关自守，把他人置于脑后。如果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去纠正这个有害的倾向或者助长它，认为它能使公民消除政治激情和远离革命，那他们将会作法自毙，遭到本想避免的恶果，而且会有一天，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