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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洁化引导和调节人们的奋进之心；而如污化和过分抑制人们的奋进之心，则是极其危险的。应当努力为它预先规定出不得逾越的极限，但也要提防过于限制它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
我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心，主要的不是人们欲望的过大，而是它的平凡。因此，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使奋进之心失去其推动作用和崇高目标；人们的激情既没有昂扬又没有低落，结果使社会一天一天地走向看来十分安宁但缺乏大志的状态。
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的领袖们要想使公民们躺在非常单调和非常平静的幸福上睡大觉，那将是错误的；他们应当让公民们时常做一些艰险的事业，以便激发他们的奋进之心和为他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道德家们经常埋怨说，现代人的主要恶习就是骄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的上司；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这样说又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既不愿意忍受从属的地位，又不愿意享受平等的地位，但他可能自卑，以为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乐趣。他自愿止步于平凡的欲求，不敢涉足于高大的事业，而且连想也不想。
因此，我不认为应当让我们的同时代人学习谦逊，而希望他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人。谦逊对他们是无益的，我认为最缺少的是骄傲。我宁愿让出我们的若干小小的美德，来换这个恶习。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十章 关于某些民主国家里的求官谋禄问题
在美国，一个公民有了一些知识和一些财源之后，便去经营工商业以求致富，或买下一块上面有林木的荒地开垦。他有求于政府的，只是不要干扰他的辛勤劳动，保证他由此获得成果。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和要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官当。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这两个不同结果，值得我们在这里停下片刻加以研究。
当公职的位数不多、待遇不高和经常变动，而经营工商业的门路很多和可以赚钱时，则平等的思想每天都在制造的新的急欲求成的欲望，会使人全去经营工商业，而不去政府当官。
但是，当等级已经平等，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或有羞臊心理，而发展已到尽头的工商业只能向人提供困难而缓慢的生财之道时，公民们便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处境，而要蜂拥到政府首长那里去求助。用国库的钱使自己的生活舒适，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是唯一的办法，至少也是使他们摆脱很不称心的处境的最容易和最可靠的办法。于是，求官谋禄就成了最常用的歪门邪道。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家，情况必然尤譬如此，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取薪俸的官员人数极多，他们的生活有充分的保证，以致人人都想找到一个官职，并要象享用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把官当下去。
用不着我说，这种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和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指出，鼓励这种倾向的政府会使自己的安定遭到危险，甚至会使自己的生存遭到厄运。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爱戴和尊敬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而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加紧控制每个人，并且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利用人们的激情去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久，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力量源泉，日久天长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动乱和衰弱的主要力量。
在民主国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公职人员的额数最终总有一个限度，但追求官职的人数却没有止境，而是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有增无减地逐步增加。只在没有人的时候，它才有了止境。
因此，当公职成为希望出头露面的唯一门径时，政府最后必然遭到长期的反对，因为政府无法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增加的需求。应当承认，全世界的人当中最难控制和驾驭的人就是待业求职的人。无论官员怎样努力，也满足不了这些人的要求。因此，必须经常留意这些人只是为了使官位出缺，最后也要弄乱政府的组织和改变国家的面貌。
因此，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相信全神贯注于平等所激发的各种新欲望并使其得到满足的现代统治者们，最后必然为采用这种办法而后悔。他们总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把自己的权力用于这样的需要上实属轻率，而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应当是教育他们的每一个被统治者学会自力更生的技术。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越来越少
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等级制度或阶级制度下的人民，只有经过一系列长期的艰辛程度时大时小的改革，借助于暴力，在财产、观点和权力等相继出现多次急剧变位之后，才能达到民主的社会情况。
在这场大规模的革命完成之后，它所制造的革命习惯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一些深重的动乱也将随之而来。
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身分逐渐趋于平等的期间发生的，所以人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关系和一种隐秘的联系，以致其中的一者只有依靠另一者的产生才能存在。
关于这一点，推理看来是与经验符合的。
在等级逐渐接近平等的国家，没有一种形诸于外的联系把人与人结合起来积使他们固定于所在的地位。任何人都没有永享的权利，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没有受人支配的境遇。
但是，每个人都会发现，只要自己有些文化和财产，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同其他一切人分开而自己单独前进。
导致公民们各自独立的同一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们产生新的急于实现的欲望，并在不断鞭策他们。
因此，人们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思想、人和物必将永远不断地改变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时代就是急剧的和不停的改革时代。
情况果真如此吗？身分的平等能够使人们习以为常地和永远不断地去进行革命吗？身分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种动乱的根源在妨碍社会安定，驱使公民们不断去改变他们的法律、主张和民情吗？我认为不是如此。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请读者注意我的评述。
凡是使国家改变了面貌的革命，几乎不是为了使不平等神圣化就是为了破坏不平等而进行的。撇开造成人类社会大动乱的次要原因不谈，你几乎总能看到是不平等在这里作祟。
这就是说，不是穷人想夺取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要束缚穷人。因此，如果你能使一个社会处于人人都有某些东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别人那里去取某些东西的状态，你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我并非不知道，在一个大民主国家里，总是有一些公民极其富有，而另一些公民则十分歧困。但是，民主社会的穷人并不象在贵族社会里那样构成为民族的绝大多数，而是人数很少，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必须祖祖辈辈永远贫困下去。
在富人那一方面，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力量不强；他们没有使人看到眼红的特权，连他们的财产也不再同土地结合和以土地表示，而是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如同不再有穷人家系一样，富人世家也不复存在，在芸芸众生之中每天都有富人产生，而且也不断有富人变为芸芸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