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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卢塔克在《科里奥拉努斯传》中说过：“在那个时代，勇敢在罗马比其他一切美德都光荣和高尚。他们把勇敢称为美德，使美德这个普通名词具有专门的含义，就在证明这一点。于是，美德一同在拉丁文中也有勇敢的意思。”哪一个人不能从这里看出为征服世界而组成的那个奇怪的国家的特别需要呢？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人们一旦组成特殊的团体，立即会产生荣誉的观念，即产生他们对于应褒或应贬的事物所持的一套看法。这些特别的规定总是来源于他们所在的团体的特殊习惯和特殊利益。
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点对于民主社会和其他社会都是适用的。我们现在就以美国人为例来说明。
在美国人的思想中，还可以零星地看到欧洲旧贵族关于荣誉的一些观念。这些传统的观念为数不多，在美国既扎根不深又无太大力量。它们就象庙还存在，但已无人们信仰的宗教。
在关于具有异国情调的荣誉的这些或明或晦的观念中，出现了一些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美国人的荣誉观的新思想。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美国人是怎样被不断地推上工商业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他们的社会情况，他们的政治制度，甚至他们的居住地区，都在使他们无法抗拒地朝这个方向走。就目前情况来说，可以认为他们正在一个广袤的新国土上建立一个几乎只搞工商业和以开发为主要目的的社会。这是现今使美国人与其他各国人之间出现最大差别的特点。
因此，凡是能够使社会正常发展和有助于工商业的安然稳妥的德行，都在这个国家受到特别尊重，忽略这些德行必将受到公众的鄙视。
而一切慷慨激昂的德行，虽然常常使人为之目眩，但又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所以反而被这个国家的人民视为是等而下之的。人们可以忽略这些德行而不致失去同胞对他们的尊重，而硬要表现这些德行，反而会得不偿失。
美国人也根据自己的判断区别对待丑行。
有些爱好，从人类的天理良心来看似乎可以非议，但却投合美国社会的特殊的和暂时的需要。美国人对这种爱好只是轻轻指责，有时还加以鼓励。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人对于爱财之心和随之而来的爱好的看法。为了开垦、耕耘和改造他们领有的这个人烟稀少的广袤大陆，美国人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作为经常的支撑。这种精神只能是爱财之心。
因此，爱财在美国并不失体面，只要不超过国家机关为它规定的界限，还是光彩的。美国人把我们的中世纪先人称之为卑鄙可耻的贪欲的东西叫做值得赞美的高尚的雄心，而把经常驱使我们的中世纪先人投入新的战斗的征服热情和好战精神称为盲目的野蛮的酷嗜。
在美国，财产损失之后不难复得。它的国土无限辽阔，蕴藏着取之不竭和用之不尽的资源。它的人民有每个活着的人拥有的一切需求和欲望，有一股用不完的力量，而且周围到处都是他们还不能开发的财富。这样的人民所担心的并不是个别人的倾家荡产，而是全体人的游手好闲。在经营工业企上表现的大胆精神，是他们迅速发展、国力强大和国威四扬的主要原因。对于他们来说，创办工业就象买政府发行的彩票一样，少数人总是不断输钱，而国家却永远赚钱。因此，勇敢经营工业的精神，便受到这个国家人民的青睐和尊重。但是，所有冒险经营的企业，又会殃及热心于此道和相信它的人的财产。把冒险经商视为一种美德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不会瞧不起冒险的人。
因此，美国对破产倒闭的商人特别宽容，他们的荣誉不会由于这样的意外而受到损害。在这方面，美国人不但与欧洲各国人民不同，而且与当代的一切商业国家的人民不同，以致他们在地位和需要上也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毫无共同之处。
在美国，对待败坏民风的纯朴性和破坏婚姻的一切劣行严于其他一切国家。乍一看来，这与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的宽容似乎有令人不可理解的抵触。同一个民族，奉行既放纵又严肃的道德，也使你感到吃惊。
但是，这一切又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互无联系。在美国，舆论对于有利于工业发展和国家繁荣的爱财之心只是轻轻地鞭挞，而对于涣散人们追求财富的精神和破坏事业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家庭内部秩序的伤风败俗行为却大加口诛笔伐。因此，美国人不得不服从他们的通行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可以认为他们把荣誉寄托于做一个纯洁无瑕的人上了。
美国人的荣誉观与欧洲的古荣誉观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勇敢是美德之首，是做人的最必要的美德，但两者并不是从同一角度来看待勇敢。
在美国，好战的勇气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和最值得称赞的勇敢，是敢于冲破海洋的惊涛早日抵达港口，毫无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艰苦和比所有的艰苦更难于忍受的孤寂。这种勇敢可使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在他们几乎不知不觉之中荡然无存，然后又能使他们以新的努力去积累新的财产。这种勇敢对于维持和繁荣美国社会是极其必要的，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特别尊重和推崇。个人一流露缺乏这种勇气，就必然被人看不起。
我现在来说最后一个特点，以突出本章的中心思想。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财产对生活的保证并不太大，而且不是可靠的保证。在美国，所有的人都劳动，劳动可使人得到一切。这使荣誉观发生了转变，而新的荣誉观则反对游手好闲。
我在美国有时见到一些有钱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从心里不愿干苦活，但也不得不操一种职业。他们的家庭出身和家产，本可以使他们清闲自在，但舆论坚决反对他们如此，他们也不得不服从舆论。在贵族仍同冲击他们的激流进行斗争的欧洲，我却经常见到一些日益穷困潦倒的人，为了不让与他们相同的人耻笑而游手好闲，他们宁愿清品受罪而不肯劳动。
哪一个人不能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劳动观中发现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但均来自荣誉观的行为规范呢？我们的先人所标榜的荣誉，实际上只是许多荣誉中的一种。他们使类概念具有了种概念的内涵。因此，尽管民主社会和贵族时代都有荣誉观，但不难发现它在民主时代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民主时代，不仅关于荣誉的规定与以前不同，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规定虽然为数不多和不够明确，但人们更能顺从它们。
等级在民族中始终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全世界没有一处例外，到处都有经常是由同一家族组成的小团体，比如中世纪的贵族。这种小团体的目的，就是把文化、财富和权势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永远垄断和世袭下去。
但是，一个团体的地位越高，它的特别需要也越大，适应它的需要的荣誉观点也越增加。
因此，关于荣誉的规定，在没有等级制度的国家总是少于其他国家。如果建成使任何阶级都难于存在的国家，则有关荣誉的规定便将减少到为数不多的几条公约，而且这几条公约也会逐渐接近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道德准则。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关荣誉的规定将不会象在贵族国家那样离奇和为数众多。
但是，它们要比较含混，这是上述的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由于荣誉的标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显著，所以必然往往难于区别。
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在中世纪的贵族制国家，人们只是一代一代地徒然相传，上一代没有给后一代留下什么新东西；每个家族就象一个不死而又一动不动的人；条件在变，而思想却永远未变。
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眼里所见到的总是老一套，头脑里所想的总是从同一个观点出发；他们的眼光逐渐深入到最微小的细节，而他们的理解力，久而久之，也就不能不变得清晰明确。因此，封建时代的人不仅有其判断荣辱的独特观点，而且能把每个观点清晰准确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