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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科学而合情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褊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我固执地按照我的要求选拔人，首先从12人中选出了三名重点候选人。第二天下午，我把三人的名单报给王书记，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不用说，正常的话，我要的人必在他们中产生。我明显地感觉到，书记同志对我选拔的结果有点失望，也许是因为他重点推荐的四个人，我一个都没看中的缘故吧。但这是没办法的，我不能以他的胃口来确定我的菜单，就像晚上他设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坚决拒绝一样。
出门滴酒不沾，这是我养成多年的习惯。
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30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
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招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了。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文，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语。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的，做作得简直叫人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里想的，用一种宽慰我的口气说：
“不要用老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文单字，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问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5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玉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与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有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一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令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她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课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好好坐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哪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