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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校”在旧时的北大和清华即已发展得较为完善，而且在两校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校长由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全校从不会因为没有校长而出现问题。
因此，他回国后，极力主张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民主治校。1912年，他在《大学令》中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并对评议会的职权作了规定。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改革北大过去由校长独揽大权，一切校务均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人办理，连各科学长都无权参与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各学科（学系）亦设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
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3）
蔡元培此举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管理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增强教授的责任感和主人意识，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迫于军阀势力压迫，离职出京，北大虽群龙无首，运动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为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位学生所言：“蔡校长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仁等亦各本
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
清华大学也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早期中国大学的体制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1928年以前的清华即遵此制。当时虽亦仿美国大学设教授会和评议会，但其仅为校长的咨询机构，权力甚小。1928年，罗家伦入主清华，次年改校、系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按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全权任命，但教授会认为院长系学术领导，校长应根据教授会的选举结果任命，后经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改由教授会每院选出两名院长人选，校长择一任命，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直至1948年底。
1929年4月，罗家伦辞职，后复职。1930年，罗家伦被学生驱逐出校。是年，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校长，但乔乘汽车上任时被学生拒之门外。1931年，教育部任命吴南轩为校长。这样，从1929年到1931年，清华基本上处于校长职权瘫痪状态。在此形势下，教授会的权力大大巩固、加强，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1929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教授会的职责是审议教课及研究事业改进方案、学风改进方案、学生考试成绩及学位授予事宜。实际上教授会的权力大大超过了此范围，比如在院长任命上，已形成教授会选二、校长择一任命的制度，校长聘任讲师、教授亦须经教授会同意。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互选出来的7名评议员组成，负责议决学校重要章制、预算、建筑及其他重要设备、各系的设立与废止等事项。学校的权力机构实际上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方组成，以评议会的权力最大，可以看做是教授会的核心机构，而校务会则成了评议会的执行机构。
吴南轩到清华后，不经教授会选举即任命了文、理、法三院院长，被任命的三位教授因未经教授会选举而拒绝上任。吴便从校外聘请了文学院院长，并指定教务长兼任法学院院长，又弄来教育部令，解散聘任委员会，将校章中教师“由校长得聘任委员会之同意后聘任之”改为“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此举遭到清华教授与学生的强烈反对。
1931年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请教育部撤换吴南轩，并恢复清华旧制，否则全体教授将于大考后离校。学生会也两次召开代表会，历数吴的劣迹，并决议全体同学整队前往吴南轩以及他任命的教务长、秘书长、学院院长住宅，请其即日离校。在此情况下，教育部不得不于7月3日下令由翁文灏代理校务，翁推荐清华原教务长、时在美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接任校长，梅于12月3日回国上任。①梅贻琦上任后，坚决站在教授一边，维护和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继蔡元培之后创造了又一个成功的办学模式。这一模式即使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也丝毫没有削弱。
今天，当我们提起战时西南联大，仍对其创造的教育奇迹感叹不已。它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培养了何炳棣、邹傥、王浩等人文学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473名委员中有118名出身于西南联大，占249％。
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大学的辉煌，不能不让人感叹：假如北大和清华在50年代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按照当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的教授治校方式来管理、发展的话，今天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哪里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去“争创一流”呢？同时，北大、清华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够毁于一旦，也说明要实行教授治校，还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好的经验，我们先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不管这经验是西方的，还是我们先人的。这里不存在“全盘西化”、“厚古薄今”的问题。
呼唤教育家
文/谢志浩
1998年是个值得回忆的年份，前有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后有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但让人不理解的是资格很“老”的北京大学没有一本像样的校史。堂堂北大竟人才匮乏无人捉刀？！非也。早些年北大所出校史仅仅是1898…1948年这50年间的沧桑，100周年的纪念会上竟拿不出来1948…1998年这50年间的一半校史，据说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不才，
不知道这“众所周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蔡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让人感念的地方特别多。但我想他老人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特别长，可他开创了一种风气。北大百年自然引发了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但是蔡先生的事业是需要传承的，蒋梦麟、胡适二先生是继承了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的。这应该是公道话。现在赞扬胡适先生还可以，但有人仅讲了蒋梦麟先生几句好话，就惹得一些人老大不高兴，提出商榷。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位先生是用心良苦的。
细心想来，1949年以后有教育行政而无教育事业、有教育政策而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错了，而是没有教育思想，给人启迪多多。不过，笔者看来，1949年以后迄今，我们的大学是离教育越来越远。这种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都是比较奇怪的：泯灭教育的教育。我们训练出大量的没有节操的顺民，这是现今我们痛感人心惟危的一个主因。现在只是问题暴露得比较彻底，而且大家反思比较彻底。以前我们种下种种“因”，不收成某种“果”是反常的。
扯远了。我们想一想，1949年以后的北大还有没有教育家，现今大家比较推崇马寅初老先生。马先生是非常重视气节和名份的。依笔者看，马先生比较符合“士”的行为标准，尽管他竭尽所能治理北大，但是却不能够成为教育家。这些毫不影响马先生在国史中的地位，笔者对马先生“敢怒敢言见精神”异常崇仰，并视先生为杰出的思想家。这里有一个问题，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教育家？本人和时贤的见解有特别的不同。
（1）是否一个人当了多年的校长即成为教育家？回答是否定的。依我看，教育家首先应是学者，官僚就不配称为教育家。根据我的体会和观察，中国近代教育家有3种类别：蔡元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