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甏凰飞嫌忻囊晕氖芳さ拇笱В蛭砜蒲д叩毙３ぃ氐惴⒄估砜疲峁氖纷ㄒ到デ魉ヂ洌�90年代初，梯队青黄不接，学术水平大降，已经危机频频了。回想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人品与胸襟，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一校之长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有知恩图报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位好的校长就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人这样形容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的重要性，苏步青说：“凡是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使浙大由普通地方大学变成“东方的剑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成功也与三位校长的人格力量不无关系。
1937年，平津沦陷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后共计8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本来三校联合，教育部任命了三位常务委员，即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由三人轮流担任主席。但张伯苓因在重庆另有任事，便将自己的职责委托给蒋梦麟，蒋梦麟则常年不到昆明，将两副担子委托给了梅贻琦，于是，常委会主席一职就落到了梅贻琦的肩上。梅贻琦与联大教授同甘共苦，成为后人的美谈。按规定，梅贻琦可以配备一台汽车和一名司机，但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先是辞退了司机，改由自己驾车，后来干脆连汽车也停用了。1941年夏天，他出差去重庆，买好回程机票后恰遇有邮政车开往昆明，于是退掉机票乘邮车返回，为学校节省了200余元路费。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上学，有一次，教育部补助联大学生，梅却不让自己的子女领取补助。正是因为梅贻琦的人格力量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使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揽了大量的人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看一看这样的办学奇迹，想一想在办学条件不知优越多少倍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大学还在靠给求职者签订服务期限合同、否则要赔款多少多少来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今天的大学校长们难道不应该好好反思吗？
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2）
今天，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教育家、大学校长的名字，仍然令我等听来如雷贯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之后再没有出现教育家，再没有出现可以与他们比肩的大学校长！为什么50年来竟出不了一位堪称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是中国没有人才吗？美籍华人学者潘毓刚教授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没有人才？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即使一万人里出一个人才，也比外国的人才多。……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如果没有健全的体制，即使有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
不是因为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体制太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有人尖锐地指出了现行校长任命制度的弊端：“大学校长、副校长的任命权集中于中央各部门（包括教育部）。由此，高校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校长主要对上负责。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最适于做校长的人不一定能得到上级认可。而上级任命的校长往往并不是最佳校长人选。……实际上，在高校这样的智力密集区，采取民主竞选校长或教授委员会投票选举校长的条件早已成熟。中央部门没有必要介入校长的产生过程。实际上往往是越管越乱，越管越死。……目前由于校长的行政色彩，往往不少人想做校长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责任，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
严格地说，政府任命的校长只是“政府”的官员，而不是“大学”的校长，政府的官员首先当然是对政府负责，人品好一点的可以在对上级负责的同时兼顾大学，而人品不佳者则只把大学当成加官晋爵的一站。大学的校长应该由大学认可，由代表大学的教授会选举产生后，由大学举办者发文聘任，而不是“任命”。“聘任”与“任命”的含义是不同的，“聘任”含有“我请你来管理这所大学”的商量语气，而“任命”则是“我让你来管理这所大学”的命令或施舍语气。两种不同语气下的校长，自然会在惟大学还是惟上上作出选择。一般说来，通过教授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校长都会对大学负责，把办大学当成一种事业来对待。同时，教授会也有弹劾校长、罢免校长的权力。此外，应该废除大学一切行政人员，包括校长、书记的行政级别，实行一套独立的、区别于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在位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任期满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不再享受什么厅局级之类的待遇。
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历史上治理国家的方式只有两种：法治和人治。从理论上说，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至高无上，政治的清明与否，并不取决于谁来做官，而取决于是否有健全的法制，而在人治的国度，虽然也有种种法律，但往往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政治是否清明，常常取决于谁来做官即官员的人品如何。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疑是一部“人治”的历史，人治的历史里虽然不乏公正廉洁的好官，但却有太多的专制和黑暗。于是世世代代，对明君、清官的期盼和对昏君、贪官的抨击便成为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无疑，大学的管理也是如此。虽然蔡元培、竺可桢们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难得的优秀校长，但是，他们对大学的管理毕竟属于“人治”，靠他们个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极其脆弱的。事实证明，随着他们的离去，这种人格力量消失，人格平台也就出现裂痕，最终土崩瓦解，他们所开创的那个大学的黄金时代也从此一去不返。
所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校长是重要的，但校长又是靠不住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住。……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比之人格平台，更为稳定、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国外的一些大学就是这样做的。
据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田长霖介绍，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整个学校的学术政策和规划全部指派给教授会，“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执行教授会制定的学术方针和规划，去做行政方面的推动和执行”。教授会由学校的全体教授组成，由于人多，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运用权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委员委员会指派。委员委员会相当于常务委员会，大约有六七个成员，这六七个成员是从全校教授中普选出来的。每个委员会有五至十五位成员，权力非常大，比如经费预算委员会可以决定哪一个系给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负责校内科研经费分配，教学委员会负责全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学时学分分配，学术规划委员会负责整个学校、学院、系的发展方向规划，学校的行政系统无权干涉，即使一些方案是校、院或系里提出来的，也必须由教授委员会裁定。教授会制定整个学术方针、规划政策及评聘任命教师，行政机构中的校长只有3％的决定权。教授会和校长行政系统是两个永远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的机构。田长霖认为，这两个系统非常好，是该校成功的一个方面。
其实，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教授治校”并不是陌生的东西。回顾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很快便能与西方大学接轨。主要原因就是那时办大学的人，很能将西方大学先进的管理方法“拿来”，为我所用。有些东西，直到今天仍不过时，比如蔡元培推行美育、重视文理渗透、改年级制为选科制的思想与实践，梅贻琦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思想与实践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想一想现在的大学校长、书记们也一趟一趟地往国外跑，却没见学到什么东西，也难怪，那时办大学的人多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如今的校长、书记们很多连外语都说不上两句，出国不过是公费观光旅游而已，还能指望他们学到人家什么好的经验！
“教授治校”在旧时的北大和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