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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9月14日报道：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又闻发旨之先，有政务处某君面奏于皇太后云：万寿在迩，行刑似不吉祥，宜轻其罪。皇太后遂改旨速杖毙。政务处某君原为保全沈荩，见皇太后改旨，亦不敢抗奏……
七则报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闻记者，因为揭露清廷的卖国勾当，忠于职守而被杀害的全过程。镜头十分清晰地显示了牺牲者的无辜和勇敢，统治者的狡诈和凶残。
时下一些影剧中，频频出镜的“太后老佛爷”仪态万方，满面含春，迈着款款细步，把纤纤秀手搭在“小李子”的臂上，一付正人君子面孔。请大家务必不要忘记，她还在不时地发出“斩立决”、“立毙杖下”的旨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两面派。
这个蛇蝎心肠的独裁者，当一些外国公使夫人觐见谈到沈荩的冤抑时，竟然“颇有悔意”，真是虚伪至极，所谓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了。
（三）
丁淦林教授在丛书《新闻案例选》的点评中写道：《大公报》报道了沈荩遇害的全过程，有绝命词和幕后决策等细节，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昨日的新闻，今天的历史。季羡林在给这套丛书的题词中说，《大公报》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对《大公报》来说是一种赞誉。并不是所有的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报纸的报道，歪曲事实，自毁声誉，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按照周雨所著《大公报史》的分期，刊登上述报道的报纸，处于创始时期，即我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英敛之担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的时期。他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以敢言著称，把那一时期的《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
1902年，英敛之三十五岁，东西南北奔走，艰辛地创办了《大公报》。在报纸创刊号上，作《大公报序》宣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救国救民之情，跃然纸上。创刊弁言中更宣布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
他不是口头革命派，创刊第五天发表“论说”（即“社论”），题为《论归政之利》，公然宣称要太后归政。说只要归政，就有八利。文中指名道姓地骂刚毅，批驳刚毅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与家奴的谬论。骂旧党，骂宫禁左右，只有对慈禧不作正面攻击。在当时，即使报纸办在天津租界内，也可以说是大胆已极。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充斥其中。《大公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又把他们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毂木之蠹虫。指责吏治的腐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
他在天津办报，却敢于捋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虎须，和袁抗争了十年之久。
1905年，《大公报》支持反对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支持抵制美货，拒登美商广告，袁世凯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英敛之针锋相对，发表“论说”，题为“说官”，矛头直指袁世凯。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应拔除凶邪，洗涤当权大官，否则改革无望。其后袁世凯几次企图对他施以收买，均被严辞拒绝。
英敛之虽然主张君主立宪，提倡变法维新，反对共和革命，但却公开反对清廷镇压革命党人，报纸揭发清廷杀害沈荩一事，已如上述。1907年，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论说《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坚决加以谴责。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又剖其心，啖食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英敛之对于中外报纸作过认真的研究，主张报纸要办成国民的喉舌。其职责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强调报人要守正不阿，以身作则。
英敛之办《大公报》十年，颇多创新，成绩斐然，为当世所称颂。梁启超在所办的《新民丛报》上撰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严复赠对联一幅：“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历史学家陈垣称他为“豪杰之士”。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他悄然离开了《大公报》。此后潜心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1925年参加创办了公教大学。1926年逝世。
英敛之为《大公报》的续办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说也为后世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如何读钱钟书的信？
？ 孙玉祥
我们读钱钟书的论著和书信时，准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在读他的《管锥编》、《谈艺录》时，钱先生眼界甚高评人甚苛，他看得上眼的人没有几个，可谓悬格森严、一丝不苟！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叫做“钱钟书看得起谁啊”的文章也曾提到：“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显然，经过时间淘洗、如今享有大名的几位学者文人几乎都入不了钱先生的法眼。”于是作者困惑了：“那么，我们就不免要想到，钱钟书先生究竟瞧得起谁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句话，除了其问学请益过的老辈如陈石遗、李拔可等，钱钟书瞧得起谁啊？”如果我们只是看了钱钟书的正式论著或直接批评，这个结论应该是公正的——除了少数几个人外，钱钟书是谁也看不上！可我们要读了钱钟书的私人信件后，也许对这个结论就有所保留了因为在这些信件里，钱钟书先生是一反常态，对受信人是大表佩服大唱赞歌。譬如“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底，叹佩之至”呀，“此文用意甚佳，持论甚正，词锋亦利”呀，“尊文已拜读。非老斫轮不办也”呀，“突奉手札，并惠赐巨著三种，惊喜交并。如许撼九州垂千古之大题目，必须扛九鼎扫千军之大手笔，可谓函盖相称也”呀，等等。再比如“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等等。也许，看了他这样的信，你会觉得：一则，原来这世上还有钱先生佩服的人呀——钱钟书何尝看不起人？！二则，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些他在信中赞不绝口以至“吹捧上天绝倒于地”的主儿一定是什么不世出的大学者大学问家——起码，是比什么王国维、陈寅恪或张爱玲这些人还要牛的学者或作家。那么，他们是谁呢？大家不妨去看看钱钟书信札——都是些无名之辈。
于是，问题就来了：对钱钟书这些书信该怎么读？
有人不管那么多，只要是钱钟书的墨宝，就认定这是钱钟书的肺腑之言——白纸黑字么，还有得假？所以，一拿到钱先生这样的“墨宝”就忍不住四处张扬：你们看，钱先生夸我什么什么了，大得一跳龙门身价十倍之趣。譬如，在2000年1月《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钟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马斗全就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因为《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