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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来信，信封里没有信笺，只有一张名片，反面写着家里的电话改了号码。
仔细一看名片，名字“冀汸”之下，有拉丁字注音ji pang。我们一向都是
喊他ji fang 的，朋友们大家都这样喊惯了，也没人发现，他自己也不纠正，
于是人云亦云，错到如今。把汸读作“方”，也正是“秀才不识字，念半边
儿”的老毛病。这回特意在名片上标音，大概是带有微微地抗议之意。其实，
“汸”字有两音，我是知道的。读古书知道，读作pang 是形容水盛，如《汉
书·吴王濞传》的“方（pang）洋天下”即是，“方”通“汸”。《荀子》
书上也有“汸汸如河海”之句，“汸汸”一作“方方”。念作fang 音，字亦
作“方”义的，则如唐代诗人元结在道州作的《七泉铭》，其中一泉叫“汸
泉”，就读“方”的本音。但人名究竟应从哪一音，主权在名字的主人，那
是只好听冀汸的吩咐的。
多年的老朋友，名字尚且要读错，一错再错，群起而错之，可见汉字的
麻烦。幸亏这点小错只干涉到私人朋友之间，不会波及社会，不是贻笑旁人
的大事。但一经指出，究竟也是于吾心有戚戚焉的。猜想冀汸每听朋友喊错
他的名字，心里恐怕不是滋味，郁积既久，才找个机会来更正一番。那么，
前面所举的传媒读别字的例子，听得不是滋味的人，更当有千千万万，有人
出来批评纠正，自应予以鉴谅，感谢他们的热心。如反唇相讥，责之为“死
抠字眼儿”，嘲之曰“多管闲事”，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1995 年10 月20 日
读胡风的一份交代材料
今年是胡风逝世十周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发表了梅志提供并作了
《编后说明》的胡风《文稿三篇》。所谓文稿，其实是胡风在狱中所作的交
代材料，分别为招供他和黄既、陈辛人和乔冠华的交往情况的“自白书”。
不言自明，需要提供材料的那些人必是正在审查中或出了什么问题的；而提
供材料的犯人，不仅道德上要求诚实，而且法律也严格要求他老老实实，不
能夸大或缩小问题，否则，那真的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三份交代材料都极有价值，尤以对乔冠华的一篇，长达近两万字，据梅
志的说明，是1977 年7 月中央派了两位领导要胡风详细交代，共花了六天的
时间写成的。那时已是“四人帮”被捕以后，有关人等也须清查。人所共知，
乔冠华在“文革”时和掌权的帮魁们有讲不清楚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
说的“不可告人的勾当”。去了解的人所需要的当然是可以构成政治上有“问
题”的材料。正像当年周扬被关起来时，帮魁们也认为曾经把胡风往死里整
的周扬，一定能从胡风那里掏出一点有用的东西来，但诚如鲁迅当年就判定
的“胡风鲠直”，性格或人格铸定了他公私分明，不会干挟嫌攀诬的事，使
想从他手里找材料的人大失所望；这回因为乔冠华当年曾是在香港批判胡风
的主角，要材料的人也是怀着希望胡风揭露点隐秘的目的去的。因此，如梅
志所说，“这份材料仍然不是上面所需要的。”因为胡风的为人，“绝不会
牵强附会地瞎说”。但这份对于政治上不合上面需要的交代文书，却给文学
史留下了非常可贵的信息，为人们理解四五十年代文艺思想斗争提供了许多
历史夹缝中的真相。
乔冠华和胡风的交往以及乔冠华在全国解放前夕担任批判胡风的主将，
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拿自己也未搞懂的黑格尔哲学为论旨，连言之
成理都还做不到的《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鼓噪起来的那场批判闹剧，并不
是后来构成胡风集团冤案的原因。那起批判闹剧最多也只是从鲁迅在世时的
教条兼宗派围攻现实主义到1955 年以政治手段剿灭现实主义的荒唐史中的
一个插曲。这场批判所谓“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战役竟然要在重庆
时期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的乔冠华来出面担任主将，
事情本身就十分滑稽。但从乔本身说来，事情也并不奇怪，促使他干此事的
原因有三条：第一，乔冠华人聪明，属于“才子集团”。这些智囊人物个个
都是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乔确也懂得一点文学，有感受力，如他评当时流行
的文学创作要思想也要技巧的观点时，说那是“教条加花样景”，就相当尖
刻入骨。因为以才情自喜，所以对人很少许可，如评周扬到美国去讲学：“他
去讲学，讲什么呢！”目无余子之情如画。然而他对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
运动与中国社会现实关系的理解，却很泛肤，并不能超出当时“领导”文学
的同侪。也许作为智囊人物，他认为干政治更有出息，不愿分心于文学，后
来他果然干政治干得很得法。既然浅尝辄止，却又要无所不能地干预文学，
如忍俊之不禁，于是就来了这一着。第二，如胡风文中记陈家康所说，乔冠
华有“怀才不遇”的心情。文学斗争问题从鲁迅以来就是个老大难问题，那
些“只是企图背诵文件上的词句敷衍过日子，防止有什么他们不能控制不能
理解的问题出现”的文学领导肯定是无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于是正是
他展施才能的机会，在这个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上如能露一手，对于取得上
面的赏识是大有好处的。第三，在到香港以前的重庆时期，乔冠华正是党内
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为了雪洗“污点”，表明心迹，批判胡风的所谓
“资产阶级唯心论”正是最好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上也最容易与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的同仁取得协调，弥合隔阂。由于这三点原因，他在香港赤膊上阵
绝非偶然。
如果再往深挖一挖，则中国传统的才子其“怀才不遇”感的别一面是竭
力以才能报知遇之恩，有道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乔冠华不能说
是坏人，他后来和“四人帮”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就各方面看，说投靠大概
是不很合于事实的，关键大概是“以国士遇我，则以国士报之”的心态为主
宰。近年来有不少人写文章为之洗刷，其实愈洗刷反而愈糟，本来是明摆着
的，不论往好处或往坏处曲予解释，都不会得要领。例如梅志《编后说明》
所引述的《乔冠华临终前身世自述》中关于“到处有生活”这一观点的辩解，
以及他以《文学创作与主观》一文中“胡风案”发生之后被收入批判胡风的
文集为荣，说明他至死还自满于那篇连言之成理也还做不到的文章，思想境
界仍停留在“怀才不遇”时期，对乔冠华来说，应是很悲哀的了。以此为他
粉刷，岂非恰得其反？
也应该公平地说一句，这情况也不仅乔冠华独然。一伙儿批判胡风文艺
思想的整个领导圈子几十年后也没有多少长进。原因也很简单，“背诵文件
上的词句敷衍过日子，防止有什么他们不能控制不能理解的问题出现”，究
竟省力得多，而且也正是此辈人的天职。
胡风从乔冠华对茅盾、郭沫若、姚雪垠等人的态度上看出，他在文学问
题上“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也即对人不对事，以人画线。这
是行帮宗派风习的根源之一，也是不仅以乔冠华一人为然的。本此出发，自
然不可能从文学理论实践上分清是非，更不能从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历
史中正确和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选择道路。20 年代以来一些先后敌视和对鲁迅
怀有嫌隙（表面上装得比谁都尊崇鲁迅）的人物那时构成了文学领导圈子，
或主流集团。乔冠华以其身份和地位，只能向他们靠拢，从政治前程的好处
上打算也只能如此。如果乔冠华真正懂得中国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想倾向中的
是非的症结，更明智一点是不插手，如胡风交代中所描叙的陈家康那样不在
文学问题发表指手画脚的文章，当然也因为陈家康老实谨厚。乔的性格做不
到，于是在香港闹剧中暴露了他对文学和哲学上的无知。今天重新读一下那
篇批判胡风的文章，稍有水平的人都不得不同意被批判者胡风的论断：“连
言之成理都做不到”。
1995 年6 月1 日
今年是胡风逝世十周年，本想写点胡风文艺思想的文字以作纪念。但现
在据说是“后现代”当道，以往人们认为应予以认真对待的理想、理论之类，
都已统统被“解构”掉了。现在来谈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现代文学运动史的问
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