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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相似乃尔！作为这场战争祸首之一的东条英机，经盟国远东军事法庭判决，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被处死。死前，也留下一份遗书。他大约也是这么个逻辑——
“自己承担对国民的责任，满足地走向刑场。只是对于责任波及同僚，刑及下级，十分遗憾。对于天皇陛下，对于国民也是十分抱歉，深深谢罪。”
“日本的军队本应依陛下仁慈的意旨而行动，但是犯了一部分错误，被世界误解，令人遗憾。”
“东亚的各民族应该忘记这次的事情，将来相互合作。东亚民族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应该有在天地间生存的权利，这可以说是神的恩惠。”
在以上三份出自于少佐与大将的遗书里，看不到灵魂丝毫的忏悔与不安。对群体性应承担的罪责都力图否定得干干净净，至多说成是“一部分错误”；对于个人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那些“创造性”的罪行，更是要坚壁清野起来。
一句话，至死，人们也听不到他们面对灵魂、叩问良知的独白。读到的只是他们浸泡了一生的属于集团的政治性的大语浮词。
这是三个日本军人不约而同的遁术；
其实，这还是这支作恶多端的军队血手放下枪来却安之若素、行之有效的遁术。
千叶县市川市国立国府台医院的前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
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1937年开始，到战败为止，它一直是陆军精神障碍者的诊断、研究中心。在战地发病的士兵，经由野战医院、陆军医院被转送到国府台陆军医院。这里留下了约8000份当时的病历。这些病历中，除去头部外伤和明显的精神分裂症之外，诊断为属于神经症（神经衰弱、癔病）和心因反应的约有2000份。
“二战”过去许多年后，NHK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森淳郎到了这家医院，他仔细地阅读了这2000份病历，其中因为对屠杀罪行感到不安与恐惧的，几近大海捞针，空谷幽兰，只有两份。
一份是来自冈山县的一名陆军一等兵的病历。此人1938年9月应征，当时22岁，被送到中国华北战场，一年后在河北保定的陆军医院住院。当时的记录里写着：“自述就寝中突然恶感战栗，心悸亢进，故来就诊。面色苍白，口唇青紫，脉搏微弱，全身出冷汗，呈急性心脏衰弱症状。病情反复发作，有日趋严重之兆。”被诊断为癔病，经北平陆军医院转送回国，先入住广岛陆军医院，以后又经姬路、冈山的陆军医院转了一圈，1940年4月住进国府台陆军医院。
被送回国后的最初记载中写道：该士兵“全身痉挛之前情绪异常。在中国杀了大约6个中国人，其中挑死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脑子里总是想着这孩子真可怜。痉挛之前就觉得他好像来了，没有看见身影，觉得是他的灵魂闹起的痉挛……”
虽然不清楚国府台陆军医院的患者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发病士兵的比例数，但通过这已有的8000/2的比例，我们可以说，不要说与美国人比，就是和德国人比，日本人在精神上说大了是铁头金刚之身，刀枪不入，说小了也是一根炸了多少回的老油条，油盐不进。
武士道，知死之道（2）
由此可以窥见，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时的“百人斩”，在几百年前的列岛，即早有滥觞。
戴季陶在1927年出版的《日本论》，在中、日学界被誉为通论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 。戴氏在谈及武士道时，将其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在戴氏眼里，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如此贫乏的杀人与被杀而已。
他还在书中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种杀气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当时没有料到，仅仅十年之后，这股腾腾杀气后来弥漫了大半个亚洲！（参见 戴季陶 著《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 1987年）
武士道不仅是属于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亦浸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一般日本学者认为，在德川时代商人阶层也已武士化了，同时其他阶层也一样对武士之道有着至高的崇拜。一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例子是，太平洋战争末期，打下多架敌机的飞行员坂井三郎重伤瞎了一眼，他的几位女同学和他们的父亲争相来到医院向他提亲。他予以拒绝，理由是他仍须参战，许多同僚都已战死，自己如何偷生？后来他成为战机教练，无须在战场上格杀，他表妹立刻前往军营对他说：“我是来做你妻子的！”婚后她要求坂井代为准备一把利刃，随身携带，她对坂井说：“如果你阵亡，我就自杀”……
现在来看， 慰安妇被侮辱遭蹂躏的处境当然极为不幸，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在当时，无论是本人，还是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这既是国民的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中国人却往往主观臆断地以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了军营。殊不知，因为大批有着豆蔻年华女子的到来，不但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同时也在许多险峻时刻，日军还有了一支并肩作战、忠心不二的娘子军。
1942年春夏之交，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缅甸境内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公路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见攻势猛烈，大势渐去，便叫８０名慰安妇撤离。她们对指挥官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兄弟才到前线上来的。士兵们不撤，我们也不能撤，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草根社会如此，精英阶层亦如此。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新渡户稻造。此人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巴的摩尔的霍普金斯大学。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国小姐玛丽，彼此渐生情愫。玛丽是教友派信徒，为了追求玛丽，新渡户也变成教友派信徒。玛丽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坚决反对女儿与新渡户结婚，但玛丽此心不老，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国女性。婚后两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国式的。玛丽不说日本话，也不顾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仍然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却为大和民族办了一件仅靠日本人办不成的涂脂抹粉的好事——她帮助丈夫写作、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即为《Bushido》（武士道）。此书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文化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行径，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此书初版于1900年，在这前几年，国际舆论已为“旅顺大屠杀”而震惊——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个部分，1894年11月21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攻打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事后，收拣的遗骨、遗灰合葬为一座“万忠墓”，入墓的受难者约有1万8千人。而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 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对这一大概是日本武士道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施虐荼毒的事件，除有少数报纸被日本驻外机构所收买而保持沉默，或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外，但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标准报》（Standard），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等重要报章都激烈地批判了日军暴行，称其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指出“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已充分暴露其野蛮本性。”
《Bushido》一书的问世，藉助其优美典雅的英文，以及对于西方人心理的深刻洞悉，对于消弭化解国际间的不利舆论，将旅顺街道上的滚滚血水化为汩汩雨水，自当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此书得以在美国再版。因日俄战争中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国际间更加深对日本的兴趣，《Bushido》即变成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一时风靡于欧美知识界，于是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