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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答道：部队里能够派作行刑队员的，现在只有百把人了。
希姆莱脸上顿显迷惑，在他看来，如同能站着撒尿的就是男人，只要能够扣动扳机的就能上阵。
指挥官解释说：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看行刑队员们的眼睛，以后他们不是神经出问题，就是成为野兽……
正是希姆莱此行，促使党卫军决定研制并使用新的杀人方法，即用一种叫氰化氢的毒气杀人。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被屠杀者安乐死，而是为了行刑者们此后能安乐活。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首次顺利投入使用后，集中营的司令官鲁道夫·豪斯松了一口气，“这种毒气杀人的方法让我平静了许多，我们无需再用传统的枪决方法了！”
然后，他回到家里，听着瓦格纳的一段抒情曲子，在摆着插有郁金香水晶花瓶的餐桌边，与夫人和四个可爱的孩子共进晚餐。
在历史学家C·布朗宁写的《普通的人们》（谷乔夫译，筑摩书房1992年出版）一书中，根据战犯审判期间的调查书和公审记录，记述了在波兰东部从事杀戮犹太人的“第101警察预备大队”的情况。
这本书里写到了大队指挥官特拉普少校在向部下传达屠杀犹太人命令时的失态状。在士兵面前，他边哭边说：“大队必须去完成恐怖的、令人厌恶的任务。这并不符合我的愿望，但命令是从最高层下达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居然提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建议：“队员中年龄大的人，如果觉得承受不了任务，可以不去。”
据说，这时不想参与大屠杀而迈出队列一步的士兵，每10人中有一两个人；其后在射杀过程中临阵退却的士兵又有一两个人。
这场屠杀结束后，“他们心情昏暗，因一点小事就发怒，坐立不安，心境完全被搅乱。队员们几乎全都没吃东西，只是拼命地喝酒。酒敞开供应，多数警官烂醉如泥。特拉普少校一个个给队员们倒酒，宽慰他们，给他们打气，再次向他们说明责任在上面。但无论是酒，还是特拉普的宽慰，都没能洗去兵营里充斥着的耻辱和厌恶情绪。特拉普要求队员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劝告并无必要。屠杀后没有留在森林里的人们绝不想知道更多……”
行之有效的遁术（2）
由此看来，历来被视为一台野蛮、残酷的杀人机器的党卫军里，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有一些人，在凶悍的外表下灵魂还是肉做的，而且受了伤。
中国学术界曾对日本侵华暴行作过10个方面的研究，如“三光政策”、“千里无人区”，“细菌战与毒气弹”、“南京大屠杀”、“战争责任问题”等。就以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在被杀人数的统计上存在着种种差异，这里除去历史原因和统计方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杀人挫骨，扬灰灭尸，仅丢入扬子江中的尸首，即达8万余具。
此外，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连老妪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于凌辱。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８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
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
虽然金口难开，但日本人自己承认下来的罪责并公之于世的也有。
陆军第59师团第111大队的下士官新井正代记下了这样的罪行——
“我两天前掠来了一个18岁左右的姑娘，本来只想自己玩，但后来明白了，无论如何得处理掉。”
“如果就这样杀了觉得挺无聊，于是我想出个主意，并且实行了。我把姑娘的衣服脱光，强奸后用刀刺死，把她的肉麻利地全部切下来。我把这些肉像动物的肉那样放在一起，通过指挥班分配给全体人员。士兵们不知道是人肉，好久没吃肉了，分到肉很高兴。各小队用带的油炸着或烤着吃了。” （《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
虽然在中国犯下的都是暴行，但暴行也有“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之别。像这样难以置信的犯罪，新井正代对战友们都没有说，大约是因其“创造性”，就是放到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动物们也会望而却步。
不仅是士兵，担当上级职务的人中，也存在着不是靠说国家的责任、上司的责任、部下的责任就可以了结的杀人罪案。
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在满洲镇压中国人的统管岛村三郎，先后抓过数千中国人进行拷问，其中数百人死在他的脚下。其“创造性”的刑讯手段之残忍与繁复，亦非人类所能想象。在他所写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承认自己也有“不能对人说的杀人”。
在齐齐哈尔呆了12年的“特高科”少尉王屋芳雄，在此期间，发生在这个城市所有大的坏事他都参加了，当地市民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日后在中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时，法官问他，自1931年来华后的14年间他一共杀了多少人？他的回答是直接、间接杀死的有328人，经他逮捕、拷问的有1917人。土屋的记忆力非常出色，大概基本上不离左右。即使他隐瞒了些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造性”杀人的，还有臭名昭著的隶属片桐部队的两名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岩。
当时的《日本新闻》和《日本广宣报》均以“竞斩百人，日本军人的武勇传”为题大肆报道：在南京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两人别出心裁地决定要举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方法是用刀劈，就像中国北方农家劈柴或南方儿童“劈甘蔗”的游戏一样。这两个野兽军官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使成两半。在他们每人砍杀的人数都到了一百的时候，他们按事先相约登上了紫金山的高峰，两人面朝东方，举行了对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以血刀相示，拍照留念。
我注意到，在这张留下来的照片中，他们脸上的神情大抵是平静的，倘若不是他们穿一身军服，还有长剑下滴着鲜血，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站在刚摘了南瓜、冬瓜的菜园里，至多是去后院里杀了一头猪回来。
鸟之将死，其鸣可哀，人之将死，其言可善。在这两个因杀中国人的“武勇”功名而在几年内擢升为少佐的日本军人身上，临死前有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呢？
1948年1月，经中国军事法庭宣判，向井敏明在南京被枪决，野田毅在广东被枪决。临刑前，两人都写下了遗书。
向井敏明写道：“我向天地神明发誓，根本没有杀害俘虏、居民的事。绝对不能接受南京屠杀事件的罪……如果我的死，可以冲洗掉中国抗战八年痛苦经历的遗恨，利于日华亲善、东洋和平，作为被抛弃的棋子儿，我感到幸运。”
行之有效的遁术（3）
野田毅的遗书里，同样说道：“对于屠杀俘虏、非战斗人员，对于南京事件的罪名，绝对不能接受，予以拒绝。赐死之事系命运所为，请看日本男儿最后是什么样的……为我们的死成为中国和日本的纽带，形成两国的合作，作为东洋和平的牺牲品，进而使世界和平到来而高兴。”
其结尾是：“天皇陛下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日本国万岁！东洋和平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死后做护国之鬼。”
两人在临死之前都努力给自己的死赋予意义，从而让自己在自己眼里看起来走得踏实而又坦荡。遗书的字里行间，闪现的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自己作为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