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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如果那样，那一批美国军官就可以进入华北，不和共产党直
接发生关系，而是在中国政府名义下去训练转变了的共军。”
华：“先生对此是否乐观？”
蒋：“假如共产党有诚意，可能会解决。如果此问题得到解决，我会立即施行
民主方案。你们要让罗斯福总统相信，中共不能公开使用苏联为自己撑腰，他们能
够用的而且确实做了的是利用你们美国的影响来强迫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你们对
共产党应该超然处之。”
华：“如先生所言，中共与苏联有联系，那就更有必要解决你们的国共问题。”
蒋：“我知道你们希望中国能够把全部的军事力量用于抗日，但是你们却不了
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而且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华：“你们和共产党是否能够达成一个低水平的谅解，好让他们在华北的力量
发挥充分作用？”
蒋：“请你们不要逼我！欲速则不达。请你们认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里并没有
多大用处。”
次日，华莱士等人一再表示他们只对战争感兴趣，要求派情报组到共产党控制
区，要求派军事观察团前去延安。争执几个小时，蒋介石勉强答应在华北设美军情
报组，但要求中国军官同往，对军事观察团一事不置可否。
中午，华莱士回到大使馆，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强求蒋主席批准陆军
观察组出发去中共控制的任何地区。
下午5点钟，蒋介石和华莱士继续谈话时，华莱士把罗斯福的信读了一遍。蒋介
石顿时呆住了。范宣德趁热打铁道：“是否观察组一组成就可以启程？我这样解释
我们上午的谈话是否正确？上午你并没反对。”
蒋介石艰难地答道：“可以吧。但我们应对这一观察组有支配权。”
法里斯将军一听观察组要受蒋介石的命令，马上急了：“你们不能命令我们。”
蒋介石只能再退一步：“支配并不是命令。好吧，你们独立吧。”
刚刚进来参加讨论的宋美龄说：“该组不能使用‘使团’一字，应叫调查组。”
“对，对！”蒋介石不能不佩服夫人的敏感。若使用“使团”一词，中共岂不
成了政府？
蒋介石接着冷冷地说：“你们应该记住，共产党不接受我的命令，我不能保证
该调查组在共产党区内的安全。不过，我愿意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
法里斯和他的副官谢伟思一听蒋介石这般承诺，立即退席回使馆准备去了。
蒋介石利用自己不得不让步的机会，再次提到史迪威问题。他长期以来一直希
望摆脱史迪威和高思——这两个毫不留情地控制着来自美国的物资供应渠道的人。
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败。这次他没有直接提出撤换史迪威，而是要求总统派一名
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过国务院或陆军部与白宫直接联系，达到最后撤换史迪
威的目的。担任翻译的宋子文以其流利的英语，动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种种坏处。
华莱士后来承认：“我被处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声深深地打动了。”
在蒋介石等人的劝说下，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6月28日，华莱士从昆明打电报给罗斯福，主张国、共双方团结合作。他在随后
给总统的汇报中说：“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
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蒋介石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
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
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却说这时的延安，愈来愈成为中外人士关注的热点。
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国民党
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访问。参观团一行21人，成员中有美
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美国《时
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
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
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岑柯，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
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6月12日，他即
会见记者参观团，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后来，又单独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
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未德、周恩来、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延
安交际处安排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参观访问。
延安给中外记者留下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
写了许多引起很大反响的书籍和文章。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记者团的讲
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
国家，使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福尔曼的《来自红
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
受到广泛的注意。连一向敌视共产主义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
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
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
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受，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
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
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
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了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
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
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
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
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
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
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
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
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
6月27日，毛泽东得到了美军观察组将来延安的消息，兴奋不已。次日，他电告
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周、未表示欢迎，飞机场即
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和国
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
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
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
接待。
这次会议后，中共方面对国共和谈也表示了热情。6月30日，毛泽东电告林伯渠、
董必武：“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军来延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
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王、张均拒绝，则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
体回答。”
7月1日，周恩来在延安公开发表谈话：“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
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
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
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
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