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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闻讯，也气呼呼的，中明他绝不向鲍氏妥协。宋美龄、孙科分坐在他两
边，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劝他。蒋介石还是说：“不行！日本、苏俄都想以中国为战
场，以中国为牺牲品，不先得到军火的保证，岂能先签互不侵犯条约？”
宋美龄和孙科还是坚持劝说：“在自由主义的列强国家断绝援助之际，而又要
扩大抗日力量，还是应该迅速与苏缔约。”
慢慢地，蒋介石板着的面孔松开了：“好吧。但要告诉签约的代表，外蒙问题
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重。”
当晚8时半，蒋介石邀鲍格莫洛夫谈话。他把上午徐漠的说法解释为一种“误会”，
并告知已令王宠惠立即签约。晚10时。
鲍格莫洛夫和王宠惠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
谈话时，留了一个活口：“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
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
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当时、日本对于中苏接近极度警觉，竭力张开情报网，以图摸清苏联对中国援
助的实情。据所获情报，截止9月4日，由苏联经库伦运送中国战斗机了2架，轰炸机
54架，侦察机20架，以及多数战车、大炮、弹药。此外，日本惟恐因中苏接近而强
化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力，对此十分警戒。这一点，与蒋介石惧怕中共的力量
在抗日中得到加强倒是一致的。
话说红军改编之初，毛泽东就对蒋介石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防止中了借刀杀人
之计。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域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一个
八路军出动方案，要求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
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乎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五团、遭化一带，
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一眼看出这里面有文章。8月18日，他和张闻天电复周恩来和叶剑英：“
‘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
同一天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毛泽东的扭忧加重了：“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
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
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
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七七”事
变质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研究解决新的形势下共产
党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一
个是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
会议主要由毛泽东作报告和发言。他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
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
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即：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
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
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他解释道：独立自主是在
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
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
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留守兵团），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的大本营。
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
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赃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现
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
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同时要估计到特别的
情况，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共合作刚刚起步，红军尚未开赴前线的时候，毛泽东
就敏锐地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些事关中共前途和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不能不使后人
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正是：
害人之心不能有，
防人之心岂可无？
未知毛泽东的主张能否通过，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十五回
八路设伏日寇丧魂失魄 国军决战将士浴血效命
话说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
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
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以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基本
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则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由于时间紧迫。
会上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
泽东形成了共识。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
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
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
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
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
“（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
观念：”
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也许这才是洛川会
议对八路军作战原则发生争论且末取得一致意见的症结。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
当整个民族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人们热血沸腾，急于效命疆场之际，他只
能一般地提醒人们不要死打硬拼，而无法将保存和扩大实力以获得未来政权这个实
质一语道破。不过他后来还是认真斟酌了别的领导人的意见。在次年《论持久战》
—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
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的表述、显然更全面了。
出席洛川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
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
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
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
远瞩的。”
洛川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
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
利而斗争》。
8月22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正式委任朱德、彭德怀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9月11日改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
副参谋长，任粥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第
一二０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泅
淇；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