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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篇文章写成的时间距他发表为泰戈尔辩护的言辞还不到一个月，所以若说他当时对泰戈尔的欢迎是毫无保留的恐怕不实，至少他说这些话时内心是有矛盾的，但是否就能据此说他对泰戈尔的欢迎是违心的；或者就象郭沫若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7）或者说是附庸风雅，甚至可以说他虚伪，两面派，这些说法显然都不符合胡适的学问之道和做人之道，倒是他其中的一句话暗含了他欢迎泰戈尔的一个真实动机：中国是礼仪之邦，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并且是自动到中国来的，出于一番好意，所以不论欢迎还是反对，在礼仪上应该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这才是生性宽容，又受过美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训练的胡适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就象他既激烈批判中国旧的婚姻制度但又遵母命成婚并且一生不渝一样，就象他既说过赞同“全盘西化”的话，但最爱钻的还是中国的国学旧纸堆一样，都是一个懂得人生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在正常的心态下所采取的正常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是一种求真、求自由的做人原则，虽然因此被人冠以“胆小君子”的桂冠，但本性难移。不论任何争论，“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却不应伤和气，不应拒绝别人说话的权利，“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连别人说话的自由都要剥夺，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容忍，这决非君子所应为也。他这种做法就象中国人待客，虽然心里可能不完全乐意，但出于礼貌照样还是把客人照顾得满意而回，这当然不能说是虚伪，而是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的最基本的做人之道，是一种“礼”。
但胡适毕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思想的，他对泰戈尔的欢迎当然绝对不只是出于这样一种纯朴的待客之道，他有自己的欢迎“动机”和角度，这个角度当然不是泰戈尔所宣扬的东方文明，而是因为泰戈尔是一个实际的语言革新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而胡适留美归国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在文学革命方面，特别是在语言革命方面。胡适说自己当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之一人”，这也是实话，但泰戈尔来华以后他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认同点而一变成为泰戈尔的欢迎者。实际上，胡适欢迎泰戈尔的这个角度在当时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些人往往受过西方的教育，认为泰戈尔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是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是顽固守旧的过时人物。所以当他们听说泰戈尔要来自己的国家游历时，第一个反应是敌意的，可当泰戈尔在中国与这样的知识分子见过面后，这些知识分子突然发现泰戈尔原来在某些方面是与自己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态度于是为之一变，由反对者变为积极的欢迎者，这一点连随同泰戈尔来华的英国人恩厚之都注意到了，他后来记载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我们与北京的学者相会时，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同那时代的但丁与乔叟一样，泰戈尔与胡适两人都决心采用人民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普通工具，以替代掌握在有限学者阶层手里的经典语言。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拥抱泰戈尔，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现在，他不仅同泰戈尔一道分担共同经历的痛苦，而且也分担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亲手制造的苦难。”（8）
三
胡适对泰戈尔的这种有保留的欢迎实际上表明了他对泰戈尔的思想有误解，至少可以说他对泰戈尔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也和当时国内的许多反对泰戈尔的人一样把泰戈尔宣扬东方精神文明与他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等同起来，这在他给韦莲司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实际上，泰戈尔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早在泰戈尔访华的三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后者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9）实际上，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他说过：“我们现在要和西方竞争，……要抵制他们的侵略，我们除非也把他们的科学学会了才成”，“若要求得真理的厚赠，我们一定先要学会那必要的科学”。（10）实际上泰戈尔也不是象胡适和国内的那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相反，他并不主张盲目拒绝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他认为西方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关键是不要模仿它。他也一再谆谆教诲青年人说：“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11）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反对的只是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但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看来，胡适和中国那些在这方面批评泰戈尔的人是没能全面了解泰戈尔。这也正应了他在批评泰戈尔的反对者时所说的话：“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看来这段话只有在“反对”前加上“赞成”二字，才算准确。
很多反对者对泰戈尔的批评确是不了解的批评，但象胡适这样对泰戈尔并未完全了解而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泰戈尔表示热烈的欢迎也是事实，遗憾的是，泰戈尔在中国受到激烈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这样的欢迎者“捧杀”的。实际上，自泰戈尔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被徐志摩、梁启超、胡适等人竭尽苦心用层层华丽的帷幕包围起来了，这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热烈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作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悲哀。
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他们基于这种先入之见对这些外国思想家表示欢迎或反对时，就都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什么“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个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和学术。对泰戈尔也是这样，很多反对者或欢迎者在并没有对他的思想和学术进行详慎研究的情况下就出于主观动机断言其中必含有毒素或救世的良药，不许别人赞成或反对。胡适批评反对泰戈尔的人对泰戈尔“不容忍”，剥夺了别人说话的自由，这实际上也表明他对这些反对者也是“不容忍”的，也是“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些都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行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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