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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单中说：‘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假使我因为不赞成你的主张，也就‘激言厉色要送你走’，你是不是要说我野蛮？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若因为主张不同而就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竟取不容忍的手段，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况且泰戈尔先生的人格是应该受我们的敬意的。他的文学革命的精神，他的农村教育的牺牲，他的农村合作的运动，都应该使我们表示敬意。即不论这些，即单就他个人的人格而论，他的慈祥的容貌，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就应该命令我们的十分的敬意了。”（2）胡适的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的焦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与注重精神的东方文明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早在泰戈尔来华前，中国国内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始终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加者，并且态度始终是明确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劢在清华园作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用西方的生命哲学来界定人生观问题，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当时国内流行的对崇尚科学的风气的不满。对张君劢的这番言论最早提出反驳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他认为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学问，都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主张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场论争的实质，实际上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要求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而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所以张君劢与丁文江的这场论争恰如一根导火索，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许多思想文化界的名人都卷入了这场论战，如胡适、吴稚晖支持丁文江，张东荪、杜宰平支持张君劢，而陈独秀、瞿秋白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论战双方都进行了批判。在这场论争中，胡适始终是旗帜鲜明地鼓吹科学的人生观的。实际上，早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就在北京的政法专门学校做过“科学的人生观”的讲演，明确表明了自己主张科学的态度，这比张君劢几乎早了一年。后来在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的序中，他又借批判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科学破产论”，明确表示自己要“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3）泰戈尔最初答应讲学社于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而这个时候科学派、玄学派以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争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一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胡适与陈独秀还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泰戈尔答应这个时候来华，有人把他与这场论战联系起来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作为研究系和“玄学鬼们”的精神领袖，欧游回国后的梁启超以及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一直在和胡适、陈独秀这样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着论战，很自然地，这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很快就又发展成为东、西文化的论战。当泰戈尔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新一轮的论战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而胡适早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就已针对梁漱溟鼓吹东方文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毫不客气地批判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调“只是闭眼的笼统话，全无‘真知灼见’”。泰戈尔一到中国就在各种形式的谈话和演讲中宣扬“东方文明，最为健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否定亚洲自古就有的优秀文明，大肆鼓吹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些话从泰戈尔这样一位世界著名诗人口中说出，而且与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的反思颇多暗合之处，这当然会令梁启超及其追随者高兴，但这一高兴却使泰戈尔这个无辜者成了受攻击的靶子，并成了引发新一轮论战的导火线。不少人据此认为梁启超正是因为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失败了，所以才拉来这位与他观点一致的世界重量级文化大师为他撑腰鼓劲，而出面邀请泰戈尔的恰恰又是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而对泰戈尔来华最热心宣传的《晨报》又是梁启超主持的研究系的机关报，这些都难免使人把泰戈尔来华与梁启超紧密地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倒没错，错的是把泰戈尔来华只看成为帮助梁启超“打仗”，错的是把他与“玄学鬼”、“研究系”挂上了钩，如陈独秀在《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中就有这样的批评：“太戈尔一到北京，竟染上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而已。”（4）如果不了解其中的背景，这些话听起来就很容易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二
现在的问题是，历来在批判传统文化时非常激进、与梁启超等在东、西文化问题上又有过针锋相对的交锋的胡适为什么在欢迎泰戈尔时却又时时与梁启超互相配合，而且不但不借机落井下石，反而亲自出面为自己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而由他出面澄清这个问题，无疑比梁启超声明一千遍还更有说服力。难道泰戈尔的来华使胡适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难道他对泰戈尔这个东方文明的鼓吹者真的完全认同了？我们显然很难找到足以让人信服的根据，在泰戈尔来华前后他的思想也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泰戈尔在世界上赢得的大名与他在欧美演讲时大肆宣传东方文明因而大受欢迎很有关系，胡适对这些当然是知道的，但却颇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西方人欢迎东方文明是出于一种“博物馆心理”，他们所乐闻的是太极、风水、八卦、命相这类带有神秘意味的东方精神文明，是为了满足他们在西方已很难满足的怀旧感，客观上是希望东方越落后越好。一九二六年七月，因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在英国开会，胡适取道西伯利亚，有欧美之行，有很多欧美团体准备邀请他去演讲，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对东西文化的看法不会象泰戈尔那样受到欧美人的欢迎，这在他于这一年的九月五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里说得清清楚楚：“要是我去美国，我不想作公开演讲。我惟一的目的是去看老朋友，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美国人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我要在英国演讲的合适题目。……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一个东方演说者面对美国听众时，听众所期望于他的，是泰戈尔式的信息，那就是批评讥讽物质的西方，而歌颂东方的精神文明……相反的，我写了一篇文章（离开中国前刚发表），在这篇文章里，我指责东方文明是完全唯物而又没有价值的，我赞扬现代西方文明能充分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要。诚然，我所给予东方文明的指责，比任何来自西方的指责更严苛，而我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评价，也比西方人自己所说的更好。这样出乎常理的意见，一定会让那些对泰戈尔这种人趋之若鹜，而又期望听到所谓‘东方’信息的人感到失望和震惊。”（5）胡适信里提到的文章是指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完稿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国内外保守的思想界的病态心理与错误议论“正投合东方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