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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暮奂！！ �
［记事］
1月22日，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出版黄藻（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主编的报刊政论集《黄帝魂》，收入了章太炎、章士钊、邹容、张继、刘师培、谭嗣同等在《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的政论。
３月１１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图文并重，到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刊物。
３月３１日，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每期发行4000册，安徽各地及上海、北京、保定、南京等地设有58个代派处。
5月8日，清廷以军机大臣名义致函各省督抚，要求查禁“悖逆”书报，仅点名的就有１８种，《黄帝魂》、《中国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预言新民丛报》、《浏阳二杰论》等榜上有名。
６月２１日，清廷特赦戊戌党籍，牵涉戊戌变法案的几乎都受到赦免，只有“罪魁祸首”康、梁除外。尽管梁启超在国内的办报活动仍不能公开，但从１２月１４日起，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迁到了上海，由广智书局编辑、发行。
９月１７日，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鼓吹革命，提倡男女平等、振兴实业，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由５００份增加到3000多份。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5年：《民报》的号角（1）
笔底波澜
1905年：《民报》的号角
对清廷来说，对中国近代史来说，1905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在空前的危机下，清廷下决心实行改革，慈禧太后成了戊戌变法遗嘱的执行者。有些举措甚至超过了当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是中国振作起来的前提。而在当时，启迪民智的主要方法就是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仅专文论述者就不胜枚举。上海《新闻报》从3月28日到31日连载《论报馆之有益于国》，断言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其国终不能长存，其国终不能独立”。《东方杂志》第8期也发表专论《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
2月3日，彭翼仲在《京话日报》发表的《瑕瑜不掩》“演说”中自述：“事非经过不知难，办了两年多报，愈办愈胆小。”但他坦言：“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他自述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一是“开发民智”，二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2月4日，他发表文章说“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他一再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对王公贵族、军阀官僚、豪绅流氓恶霸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贪赃妄法、营私舞弊等丑行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多数是该报记者编辑自己编写，少数是读者来稿。这些报道、言论当然得罪了不少权势者。
8月，《京话日报》不畏权势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还发表多篇评论，并于9月3日刊出广告，严词拒绝那王府的更正要求，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报馆争的是公理”，“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显示出报人彭翼仲的嶙峋风骨，为《京话日报》赢得了声誉。难怪在三天后，《京话日报》发起偿还国债的“国民捐”运动，迅速得到王公、大臣、公主、命妇及官、绅、商、学、兵等各界读者的响应。创刊不过一年的《京话日报》成了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
《大公报》一向认为报纸是“清议所存”，“言论记载”要有“自由权”，拒绝“一切吟咏娼妓之作”。这年4月13日，《大公报》出满一千号时，曾发表《千虑一得》、《大公报千号贺辞》等文，指出报纸“与国运隆污有密切之关系”，“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在接下来发生的抵制美约、美货运动中，《大公报》就经受住了考验。
因为美国公布“华工禁约”，从5月起，《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及香港《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华文报纸纷纷抗议。时为美商汉口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编的小说家吴沃尧（趼人）毅然辞职，返回上海。《京话日报》、《大公报》先后刊出“不登美商告白”。
8月16日，袁世凯指使天津地方当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禁阅《大公报》，“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使《大公报》出不了租界，“为不封之封”。第二天，《大公报》刊出布告全文，以及总经理英敛之和主笔刘孟扬的联名“启事”，严正抗议。18日，《大公报》发表论说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19日，发表论说《一息尚存勉尽天职》，进一步表示要尽天职、担责任，不会因禁阅而气馁，“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在8月21日随报附送的白话论说中发表《言论自由》，阐明言论自由是文明国民的“三大自由”之一。
英敛之与袁世凯的对峙，使《大公报》赢得了“敢言”的名声。直到11月初，刘孟扬离开《大公报》，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才宣布对《大公报》解禁，可以“照常购阅”。这一段故事已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直到1908年1月，《大公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还骄傲地说：“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历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能损害其丝毫也者。”
有人办报，也要有人阅报，报纸离不开读者。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阅报、讲报活动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山西晋报局总办程淯在一份建议广设讲报所的禀呈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开通风气有三大端：一学堂，二报馆，三演说。学堂之设收效最迟，报章之布仅及士流，演说则无分智贤愚不肖皆能感动，故日本人民之开化，实得力于演说者。”此禀在《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发表，曾被许多报刊转载引用，影响不小。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白话论说《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5年：《民报》的号角（2）
《警钟日报》因“污蔑中国皇太后、后上”被封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然而《大公报》所呼吁的言论自由，在1905年的中国仍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春天，汉口《汉报》刊出一则对俄商道胜银行买办陈延庆不利的消息，沙俄驻华大使竟然要挟湖北地方当局，予以封禁。3月9日，《警钟日报》愤而发表论说《外人干涉言论权之警告》，直言“报馆有维持清议之天职，报馆有据事直书之实权，并政府且不能干涉，何有于外人？”想不到，半个多月后（3月25日），《警钟日报》也被上海道袁树勋串通租界当局，以“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等罪名查封，金少甫、刘师培等5人被拘。4月6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发行人戴晋鹤、校对何少卿分别被判刑一年半、半年，其余三人“从宽开释”，印刷机没收充公。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也未能免于被禁的命运。4月3日，《革命军》作者、因“苏报案”入狱的少年邹容猝死狱中，年仅21岁。6月1日，卞小吾在四川巴县被诱捕，随即押送省城监狱，《重庆日报》被迫停刊。无论是专制野蛮的清廷，还是号称文明国的在华列强，几乎都是言论自由的敌人。
11月26日，在辛亥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