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省�10月27日，上海各报刊出上海知县汪瑶庭禁卖《国民日日报》的告示，不准卖，也不准买。28日，上海各报刊出两江总督
曾被誉为“小苏报”的《国民日日报》
魏光焘言禁售阅《国民日日报》的禁报令。但直到12月4日，《国民日日报》才因内部分歧而宣告停刊，共出了118期。
［记事］
从1月到4月，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兴起了办刊热潮，《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纷纷创刊。《浙江潮》以“眷念故国”、“输入文明”为宗旨，第5期刊出《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称报纸是“第四等级”，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其力量超过了“四千毛瑟枪”。
3月，离《清议报》停刊已两年，地处江宁上江两县的明达书庄，“鸠集股本，翻印《清议》等报，四散出售”，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下札文禁止，指控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梁“播散谣言，刊布逆报，诬谤朝廷，淆乱国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除了立即将“所有逆书板片纸张尽数起获，……验明销毁，不准有片纸只字遗留外”，严禁地方士民“出资附股，私相传播购阅”，明达书庄店主遭查办，具结“以后不再售逆书逆报书籍股票，违者重罚治罪”。
5月，青年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
9月，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论新闻纸之职分》等社论，称报纸能“化野蛮为文明”，“论新闻纸之权力，可以督饬国民……论报纸之效验，可以转移风俗，即朝廷之政令，亦莫能敌其力”。清廷正是视报纸“若敌国”，“苏报案”和沈荩之死都证明了它对舆论的恐惧。
10月31日，《大公报》发表《论中国定报律》文，抨击这是“钳制天下人之口”。
12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
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以“白话道人”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直说》。晚清报刊多以地方命名，时人戏云：“浙江有《浙江潮》，直隶有《直说》，则山东应有《齐论》、《鲁论》，广东应有《广告》，河南应有《豫告》，甘肃应有《甘言》，福建应有《福音》。”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
笔底波澜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
2月26日，蔡元培等将设在上海租界的《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提出“国民自立”的思想，郑重决定：一、不录“上谕”，以示“不欲依赖政府”；二、不挂洋商牌号，以示“不受外人之保护”。在３月１６日发表的社论《论报战》中提出“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８月３日，发表论说《论专制与暴动之相应》，倡言“不自由，毋宁死”。《警钟日报》一度在国内１９个城市设立了代售处，其影响由此可见。
但租界并不是言论自由的王道乐土。2月29日，天津英文《中国时报》（China Times）因刊载批评沙俄政府的论说，被控“扰乱和局”，主笔英
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影响的《萃新报》
国人高文（Jwen）被天津租界当局“驱逐出境”。上海启文社、时中书局、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等，因为经售陈天华的《警世钟》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控告，各店主分别被判拘押3个月到两年。
５月２１日，在经过了长达1１个月的拉锯之后，“苏报案”终于尘埃落定。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对“苏报馆革命党一案”作出宣判，章太炎、邹容分别判处监禁３年、２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申报》第二天作了报道。清廷想致章、邹于死地，最后也未能如愿以偿，租界毕竟不是清廷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章、邹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赴上海探望狱中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
租界之外，言论自由更无保障。６月２７日，张恭等在浙江金华创办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过影响的《萃新报》半月刊，出到第６期就以“出语狂悖”遭查禁，史称“萃新报案”。10月，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半月刊在上海面世，由柳亚子执笔的发刊词中有激烈的反满词句，《安乐窝》一剧更是对慈禧“穷极丑诋”。这本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一共只出了两期，第二年初即遭查禁。天津《直报》因为报道袁世凯部哗变的消息，一度被查禁，当年6月、9月两度易名为《中外商报》、《中外实报》继续出版。
《时报》创刊号头版
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时报》和《京话日报》的问世。6月12日，狄楚青（平子）主办的《时报》以崭新的形态在上海这个报业中心横空出世，“突然似放一异彩”。流亡日本的“钦犯”梁启超潜赴上海，手订名称、体例、发刊词等。《时报》对报纸版式进行大胆革新，“对开四版、两面印刷”就是由《时报》开始的，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各报所仿效，使报纸、杂志终于在形式上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挂的虽是日商的牌子，实际上坚持了独立办报，梁启超起草的“发刊例”第一条
《时报》主持人狄平子（楚青）
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并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徐铸成评价说：“狄平子很有魄力，为打开一条‘文人论政’的道路，的确也作出了成绩的。”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胡适的心中，14岁的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恰逢《时报》诞生。包天笑回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其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多许。”“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有“《时报》评论”和“时事评论”的双关意义。此外如“特约通讯”、“副刊”也都是《时报》首创。
狄平子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京话日报》
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一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就受到当时文艺界、教育界尤其青年学生的欢迎，迅速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如果说《申报》是市民乃至官场每天必读的报纸，《新闻报》是商业界最欢迎的报纸，《时报》则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日报。虽然它在上海本地发行量不及申、新二报，在外地却超过了这两家老报纸，“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８月１６日，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雅俗共赏，妇幼皆宜，“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而且售价低廉，每份只要三个铜板。针砭时弊，直言不讳也是《京话日报》的追求，创刊不久就成了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尤其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
１２月７日，彭翼仲又与杭辛斋一起创办了文言的《中华报》，也以“启导民智”自期，广告中强调“并无洋人资本，亦不藉他国保护，因慨报界风潮冲突，非借重洋人，托居租界，竟不能自存，……情难自已，……成败利钝，非所料焉”。彭翼仲不借重洋人、不托庇租界，一手创办两报，孜孜以开发民智，建立中国人自己说话的舆论阵地自任，在百年史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
［记事］
1月22日，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出版黄藻（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