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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是这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创办的革命报纸，是“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分日刊和旬刊，旬刊叫做《中国旬报》。此前尚未发表过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满色彩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62。
从此，章太炎就“以文章排满的骁将”（鲁迅语）的姿态出现在晚清中国的言论史上。
［记事］
1月11日，澳门《知新报》第111期发表陈荣衮的论说《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改革文言，以开民智，以“浅说”来“输入文明”。
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主持。
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缉捕康有为、梁启超。
3月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并禁止在汉口、汉阳等地“续开报馆”。
9月28日，日本人在汉口主办的中文《汉报》因为支持新党，在多次遭当地官府限禁后，自动停刊。
同年，陈范接办上海《苏报》。
《白话爱国报》在北京创刊。
连横在台湾台南创办《台南日报》，常有眷怀故国、反对满清的言论，与香港《中国日报》有密切联系。
广州《嘻笑报》旬刊以“对上不敬”罪名被粤督李鸿章饬令南海县查究，主编人朱通儒、杨肖欧等潜逃，报纸停刊。
广州《博闻报》因刊载慈禧太后西迁消息中有关于她“唇厚”、“口大”等词汇，以不大敬被广东巡抚下令南海县查封。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笔底波澜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纪元更始，《辛丑条约》拉开了20世纪的序幕，割地赔款，国势日危。1月，慈禧在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匆忙发出了名动天下的变法上谕，要求各地官吏提出改革建议，次第实行，从此揭开了清末最后10年的变革序幕。姑且不论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使民间舆论也普遍认为，欲变革首先在于启迪民智，也就是从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入手。
这一年，《清议报》出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
杭州名士项兰生创办的《杭州白话报》
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称誉上海的《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等“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这一年，《申报》已出满一万号。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避居上海的英敛之，应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之请，悄然北上天津，紧锣密鼓地筹办《大公报》，名垂言论史的《大公报》已在历史的地平线下孕育。
《苏州白话报》创刊号
6月20日，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兰生）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在西子湖畔问世，初涉报坛的林白水用大白话起草了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乃至附近各地，“大受欢迎”。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回首当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9月，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创刊，也经常转载《杭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上的文章。
这一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应诏上疏，建议朝廷创办官报控制舆论，以抵制民办报刊。他称报纸是“耳目”，上下、中外之间都靠报纸流通，“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加上多数报纸设在租界，挂着洋旗，以清议的名义评论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止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这番话从反面印证了民办报刊在百年前在晚清中国的影响。他主张在“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并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妄受贿赂”等。报馆未设，先定“报律”，这四个“不得”就是加在未来报纸头上的紧箍咒。
《无锡白话报》创刊号
这一年出版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了《大清律例》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侯。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
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不应重罪。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62。
所谓“妖书”、“妖言”等都不是法的概念，可以任意拿捏，全凭掌权者的好恶，名为“法律”，实际上无法可依，动不动就处“斩”，这是何等的严刑峻法！以言治罪，“偶语弃市”，自古皆然，堂而皇之写入“律例”恐自晚清始。
［记事］
12月21日，《清议报》在出了三年之后，因一场火灾而停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2年：呼唤“新民”
笔底波澜
1902年：呼唤“新民”
因为《新民丛报》和《大公报》的问世，1902年注定要成为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年头。2月8日在日本横滨问世的《新民丛报》（半月刊），实际上算不上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的机关刊物，经费由梁启超、冯紫珊等五人自行筹集，六股中梁启超一人就占了两股。他在创刊号告白中明确提出：“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精密、印刷之精美都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从最初发行2000份，半年就突破了5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
旅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谓盛极一时。这也是“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
11月1日，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著名的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漫漫长夜里，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初涉报界时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说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一次大飞跃，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新民说》从这一年开始连载了近四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氏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