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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一点也不考虑真实，这在妄想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
杜拉对父亲的指责也有一个自责的“衬托”或“背景”，具有相对称的内容。
她认为，她的父亲不愿深入地去看K先生对他女儿的行为，因为他害怕干扰了自己和K女士的恋情。这种想法是对的。
但杜拉自己也做了同样事情。她使自己在爱的纠葛中成为了父亲的同谋，她故意忽视了任何导向真情的迹象。直到湖边的那一段遭遇发生以后，她才睁开眼睛，开始对她的父亲严厉起来。
在最初的几年中，她对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一直给予可能的帮助。如果父亲可能在K女士那里，她就绝不去看她。而当知道K家的小孩被“赶出去”玩时，她就会赶去和他们一起散步，以免他们过早地回家。
但是，有一个人急于要她明白她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真相，并要她反对K女士——这个人就是她的女家庭教师，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女人，她书看得很多而且见解高明。
这名女老师经常阅读各种有关性生活或类似的书籍，而且还跟杜拉谈论它们，同时她也坦白地请求杜拉不要向父母亲提及此事。因此，有一些时候，我认为这女人是杜拉所有“秘密”知识的来源，可能我的看法不会全错。
这老师和她的学生又一度很要好，后来杜拉敌视她并坚决要她辞职，这是因为女老师不择手段地去鼓励大家反对K女士。她还对杜拉的母亲说，忍受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有损于她的尊严。她甚至还将杜拉父亲与K女士关系的所有不明不白之处，告诉了杜拉。
但她的努力终归白费。杜拉仍然听不进任何有关她父亲和K女士之间关系的坏话。杜拉轻易地就揣测出她老师的动机——她在某一方面也许很迟钝，但另一方面却非常敏感。她发现女老师爱着她父亲。当她父亲在的时候，女教师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时，她会显得风趣而殷勤。
当杜拉家搬到工厂所在地而K女士不在附近时，女教师的敌意才朝向杜拉的母亲，因为那时杜拉的母亲是她比较接近的对手。这时，杜拉对女教师仍然没有恶意。
后来，杜拉发现女老师对她一点也不关心——女老师对她的情感其实是对她父亲情感的伪装。这时她才生气起来。在她父亲离开工厂所在地时，女老师就没有空陪她，不和她一起散步，也不关心她的功课。等到她的父亲从B城一回到家里，女老师马上就准备好了各种献殷勤的方式。
因此，杜拉鄙视她。
女教师给杜拉的某些行为造成了不良影响。她对待杜拉的方式，也就是杜拉对待K女士的孩子们的方式。杜拉变成了K家孩子们的母亲，她教导他们，和他们一
起散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完全替代了他们的母亲。
K先生和太太经常谈论离婚的事情，但从没成功，因为K先生，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不想让任何一个小孩感觉到被遗弃的悲伤。因为对小孩子的共同兴趣，一开始就在K先生和杜拉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的链环。杜拉关心K先生的孩子们，显然是为了掩饰一些她急于隐瞒自己和别人的东西。
相同的判断可以从她对孩子们的行为看出（参考女老师所对待她的），也可以从她对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默许看出——换句话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爱恋着K先生。
当我告诉她这个结论时，她不同意。她马上告诉我说，别人（例如她一位表妹——曾在B城和他们住过一些时候）曾对她说：“为什么你总是对那个男人不礼貌！”而她自己就是无法回忆起这类的情感。
后来，当各项资料使她难于坚持她的否认时，她才承认在B城中，曾经爱过K先生，但自从湖边度假那一段遭遇发生后，那就成为过去了。
她指责自己的父亲：说他对良心的最迫切呼唤竟然充耳不闻，说他只看到对自己的爱情有利的一面——这些指责反过来必然落在她自己的头上。如果杜拉爱K先生，为什么她在湖边度假那个遭遇中拒绝他呢？或者为何她的拒绝那么粗暴，好像她深受他的伤害呢？而且，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如何会因为一项既不唐突又不冒失的求爱举动，而感觉受辱呢？
她还指责父亲：说他的健康不佳只是一种借口，他利用它来达逞私欲。这些指责，一样地隐藏了一大段她自己的秘密。
一天，她向我诉说一个自觉的新症状，她常感觉到像穿刺般的胃痛。“你又在模仿谁了？”我问她，这一问一针见血。
二、临床现象暗恋与病痛
暗恋与病痛
——杜拉认为，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
前些日子她曾访问她的堂姐妹——她已死去姑母的女儿们，较年轻的一个已经订婚，这消息使她的姐姐得了胃痛而病倒，被送去西木林（Semmering）治疗（一处有名的疗养地方，位于维也纳南部约50英里的山上）。
在杜拉看来，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当堂姐想要什么的时候，她总是病倒，而现在她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离开家里，免得嫉妒她妹妹的幸福。
但是，杜拉本身的胃痛却说明，尽管她还认为堂姐是一个诈病者，她却把自己比做她的堂姐，她这种“心理模仿”的背景也许是她也嫉妒那幸运女孩的爱情，或许她把堂姐最近失恋的遭遇比做自己的遭遇。
杜拉也从K女士那里看到病会带来的好处。她知道K先生一年中有部分时间旅行在外。当他回家时，他常发现太太健康不佳，但杜拉知道前一天她还好好的。杜拉了解到，丈夫在身边会使他的太太病倒，而太太则高兴生病，以免履行她所厌恶的夫妻间的性义务。
当讨论到这点时，杜拉突然说出在B城的起初几年，她的健康时好时坏的情形，就像K女士的情形一样，于是我怀疑她的健康状态与别的事情有关。
由于其联想的相邻性——时间上的相邻性，我们可证明出一种尚未公开的内在性关系的存在。例如写字，如果“a”和“b”写在一起，那么“ab”就形成了。这是精神分析的技术性原理之一。杜拉曾有过无数次的咳嗽发作，并且导致失声。她所爱的人的存在与否会影响她病症的出现或消失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些巧合的事实，或其他暴露真相的事实。
我问她这些发作的平均时间有多久？“一般3~6个星期。”K先生不在的时间有多久呢？“也是3~6个星期。”她回答得很勉强。
杜拉的病证明了她对K先生的爱，就像K先生的太太的病证明了她对丈夫的厌恶一般，只要假定杜拉的作为刚好和K女士相反；在K先生不在时，她就生病。他在时，她就好起来，至少在病症发作的初期似乎如此。可是在后期，我们必须忽视她病症发作的时间，与她暗恋的男人不在的时间的巧合性，因为巧合的规律性将暴露她的秘密。因此，到后来，发作的时间长短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记得许久以前，当我在查柯（Charcot）的诊疗中心工作时，我曾见到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笔代言。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更流利更快速，或者比他们以前写得更好。
杜拉也有同样情形。在失声发作的前几天，“写得总是特别容易！”其实这不需要心理学来解释，这只是由于生理上的代价需要使然。
K先生在旅行的时候常写信给杜拉，同时也寄风景明信片给她。尽管他的回家总是出其不意，令K女士防不胜防。杜拉是唯一知道他何时回来的人，况且，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以代替交谈，这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形完全一样。
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象征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就放弃说话的方式。既然她不能与“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其价值。另一方面，写字的方式得到重视，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联系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在任何病例中，只要有周期性的失声发作，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有一个为病人所爱的人存在，而他（她）有时离开病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杜拉病症的决定性因素十分特殊，我们不能预测是否有类似的病例不时出现。但是我们对目前这一病例中失声的解释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岂不是让自己变成一部华而不实的作品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