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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我对故事的补充说明是可能实际发生的，我很谨慎地询问病人是否知道男人的身体在性冲动时的变化。她当时回答“是”；但就那一吻的情况而言，她回答“我想不”。
一开始我就尽力避免谈论性知识的任何新鲜事实。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良心上的动机，而是因为我急于证实我对这病例的推论是否正确。因此，我不指出某种东西的名称，直到她对这种东西的间接隐射已不再模棱两可，而将它们翻译成直接指涉的语言。她的回答总是敏捷而坦白，她是知道那种事的。但涉及她的“那种”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则是一个谜，她已经无法回忆起，她完全忘掉了所有关于这方面（性的方面）知识的来源此点可参考第二个梦。
如果我知道那个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就可以知道嫌恶感的由来。这种嫌恶的感受本来似乎是对身体固态排泄物的味道的反应。但生殖器可唤起对排泄物的联想反应， 尤其是对男性的而言，因为男性的生殖器执行排尿的功能。诚然，排尿功能是比较早的，而且也是性生活以前的时期唯一被知道的功能。因此，嫌恶就变成性生活的情感表现方式之一。早期的基督教长老们把尿与粪便的排泄与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理想化的努力也无法分开它们。但是，我坦白地强调说，该问题即使指出这种联想的途径，也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联想可能被唤起，但并不意味它实际上就被唤起。的确，在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发生。
二、临床现象父亲的情人
——他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们的幽会进行辩解。
事实上，后来我发现杜拉对她与K先生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尽办法，也不能引发她对这一关系的兴趣，她说他们之间已经完了。在她接受治疗时，所有的联想的最表层，她最容易意识到或回想起的，总是和她父亲有关。她不能原谅她父亲继续和K先生，尤其是K女士来往。她对那些关系的看法和她父亲预期的不同。在她心里，肯定认为父亲和那年轻美丽的女人的关系是一种恋爱关系。她注意到了种种迹象，这对她来说是残酷的（此处她的记忆很完全，没有一点遗漏）。他（她）们与K家认识是在父亲病重以前，但直到K女士以护士的身份，在她父亲病重时照顾他，他（她）们的关系才亲密起来。此时，杜拉的母亲却远离她父亲的病房。
在她父亲病愈后的第一个夏天，他和K女士的“友谊”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这两个家庭在一个旅馆里合租一整套房间。有一天，K女士说，她由于睡眠不好，因此不能再和她的一个小孩同睡一间寝室。几天以后，杜拉的父亲也找了个借口，希望换一个寝室。他（她）们两个人都搬到了新的寝室——走廊尽头的、中间隔着走廊的相对的房间，新的寝室比他（他）们原来的寝室安全，可避免别人的干涉。
后来每当杜拉责备她父亲关于K女士的事情时，她父亲总是说，他不能谅解她的敌意，并且叫孩子们无论如何也要感激K女士。当她向母亲问及父亲这暧昧的说辞时，她母亲告诉她说，她父亲前些时候曾极度地不快乐，甚至决定走到树林里去自杀，K女士疑虑到这点，才跟踪在后，并恳切地劝他为家庭保留自己的生命。当然，杜拉照样不相信这个故事。她认为，他（她）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了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她）们的幽会进行辩解这一点与她自己的伪装要自杀有关联，她想自杀的念头可以说是她渴望获得同样的爱的表示。
在他（她）们回到B城后，杜拉的父亲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去拜访K女士，而那时K先生正在上班。大家都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向杜拉打听。K先生自己曾痛苦地向她的母亲抱怨，但他并不提及此事，似乎这是她的一种微妙情感。当他（她）们两家人在一起散步时，她的父亲和K女士总知道如何安排单独见面的机会。而且K女士无疑地拿了他的钱，因为她的花费超出了她自己或丈夫的支付能力。杜拉还说她父亲开始送K女士精巧的礼物，并且为了掩饰，同时也对她和她母亲慷慨起来。过去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无法行走而进入疗养院数月的K女士，现在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人。
甚至在杜拉的家离开B城，搬到工厂所在地后，这些关系仍然继续多年。她父亲不时地说他不能再忍受天气的不适，他必须为自己着想。于是他开始咳嗽并怨天尤人，直到他突然到B城去，然后从该处寄回来最快乐的信。他的毛病不过是想去看他女朋友的借口。
后来，他（她）们决定搬到维也纳，杜拉开始猜疑其真正的原因。果然，他（她）们搬到维也纳才不过3个星期，她就听说K家也搬到那里了。杜拉告诉我说：他（她）们都在维也纳，并且她在街上常常遇见她父亲和K女士在一起。她也常遇见K先生，他常转身尾随她。有一次，杜拉一个人在外面，他跟踪了好久，以确定她要到哪去，是否是去赴男人的约会。
在杜拉接受治疗期间，有一次她父亲又感觉到不舒服，于是又到B城去住了几个星期。敏感的杜拉马上发现了一个事实，即K女士也出发到B城去看她的亲戚。这时，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最严厉：他不诚实，他有骗子的天性，他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别人。
二、临床现象把杜拉当成“筹码”而交换情人
两个男人的叵测居心：把杜拉当成“筹码”而交换情人
——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
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K先生的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我不愿争论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是对，还是不对——从某一方面来说，她的指责是无可厚非的。当她为这事难过时，我常常禁不住想她是作为她父亲与K女士来往的代价而被“转交”给K先生的。从她的父亲如此利用她所表现的反感，可以窥见其对父亲的爱。有时候她也能自我感觉到如此激动和夸张所带来的内疚。
那两个男人当然不会同意把她当作交易的“筹码”；尤其她父亲更敌视这种暗示。但他是一个知道如何自圆其说的人。
如果别人告诉他说，一个成熟中的少女常常和一个“不安于内”的男人无节制地在一起，是危险的。他必定会回答说，他的女儿可以信赖，像K先生这种男人决不会对她有什么危险，况且他的朋友也不可能有什么不规矩念头，更何况杜拉还是一个小孩，K先生也把她看作是一个小孩。
可是，事实上，这两个男人都避免对彼此的行为下什么结论，因为，那样做会令他们的良心不安。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抓住任何送她珍贵礼物的机会，并利用他所有闲暇的时间陪伴她，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注意K先生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当病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提出无懈可击的争论时，医生很容易感到一时的困窘，病人会趁机说：“这全都是正确而真实的，不是吗？对我所说的，你还能提出什么修正呢？”
然而，不久就会很清楚。病人提出这些不能用来很好分析解释的论点，其目的是想掩饰其他的会遭到批评的想法，他（她）们害怕这种想法进入意识层面。因此，那一连串攻击别人的指责，实际上是病人的一种自我谴责。
我们所要做的，只需将每一项指责反过来指向自己。在这种以指责别人来转移自责的自我防御方法中，有一种不可否认的自动因素。这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在小孩子的“你也是”的争论中发现。如果有一个小孩子被指责为说谎者，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你也是。”
成年人如果要以牙还牙的话，就会找寻对手真正暴露的弱点，而不会重复别人。在狂想病（Paranoia）中，自责是对别人的外射，其内容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一点也不考虑真实，这在妄想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
杜拉对父亲的指责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