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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路易斯第一次见到了《连线》的新办公室。他们搬进去一周后,一颗子弹穿过窗户,嵌在简桌子旁的墙上。没多久,有人拿枪朝前门射击。不管怎么猜测,这都不是宿怨引发的仇杀,因为简和路易斯最愤怒的敌人还离得很远,在欧洲呢:那个给最后一期《电词》提供资助的人再也没有得到赔款。这些枪击只是当地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在欧洲生活多年的他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
一个月又一个月,银行里的资金渐渐花光,他们一次次寻找天使投资人,一次次失败。元旦过后没多久,路易斯和简相互不再讨论什么共同话题,因为就在两人关系变得很脆弱的时候,简突然冲动地离开了,她和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去洪都拉斯的伯利兹过周末。巴洛是一个体格健美、深色胡须、辞藻华丽的专家。简的这个选择,自然对路易斯造成极大伤害,但这事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不可思议。因为尽管巴洛的做作有些不可救药,但他也是一个聪明而反传统的人,而且他发自内心地爱着简。
他和简最早相见是1989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花园聚会里。巴洛是一个牧场主、一个抒情诗人,在怀俄明州有一个大牧场,曾为“死之华”乐队(Grateful Dead)写歌。他还是一个激进主义先锋,为电脑用户的公民自由权而斗争,与软件先驱米奇·卡泊(Mitch Kapor)一起创建了“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他的照片使得普朗奇特设计的《连线》样刊更加别致。在那四分之三的侧面像上,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帽檐下的眼神有些邪气,身后的西部天空,是一大片粉色和蓝色的云彩。那阴郁而挑衅的表情,展现出数字革命的拜伦风格——浪漫而富于反抗。
初冬时节,他和简开始通过电子邮件暗地里联系,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让约翰·佩里·巴洛难受的是,他所珍视的这些邮件,恐怕是在离路易斯几步距离的地方写的。两人的关系很快发展到火热状态,最后,他们一起在热带厮守了五个夜晚,在一轮圆月之下。
“在数字空间里缺少一种情感惯性。”巴洛后来说。这算是他对这段经历的一个解释。而简最后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正在失去某种宝贵的东西,或者已经失去。
《连线》 第二部分第三章 朝圣(4)
他们忐忑不安地回来了。巴洛给路易斯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夸张的言词充满悔悟之情。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路易斯应该尽力压制怒火。巴洛暗示说,路易斯正在追求一个神圣目标,制造敌人实在得不偿失。“我想你一定希望我从星系的这个部分突然消失,而且拼命地想象我已经消失,”巴洛写道。他继续说:
但是,除非你把《连线》彻头彻尾地重新定义,否则,只要你沿着过去的节奏走一圈,你要么就会遇到我,要么就会碰到我留下的痕迹。要找一个和我不一样、又能跳好当前流行舞步的数字化梦想家,恐怕不那么容易。你想想,如果每次相遇,我们都要重新努力,学着怎么配合加伏特舞步,那将是多么糟糕的情形。
巴洛承认,在他了解的一些社群里,暴力往往是惟一的反应,不过他迫切希望路易斯把目光放在他的目标上,不要因为愤怒或痛苦而有所动摇:
除了最近这些事,把我当成朋友而非对手,你会安心得多。我真的希望(我自己依然这么认为)是你的朋友。
而且,嫉恨往往最终变成一种自我伤害。
这是他们关系的最低点。简和路易斯一直待在一起。《连线》杂志是他们那强烈情感的惟一出口,回荷兰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艾卡特·翁增那里拿钱,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电词》经历已经断绝他们的退路。
幸运的是,他们陷身其中的城市却有着从悲伤走向成功的传奇历史。旧金山人依旧会带着崇敬和惊叹的口吻说出“淘金潮”这个短语。其实,一个典型的“1849淘金者”(forty…niner)的命运是这样的:绕过南美合恩角,历经痢疾病痛,躲过人群挤压导致的精神崩溃,最终到达美洲;拖着虚弱的身体向山区进发;找不到黄金,死于饥饿,或者被自己的朋友杀害。140年后,发现巨大矿藏的美梦依旧在这里盘旋,尤其是成百上千的技术创业者,他们在南方公园周围共用办公室,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尊称为新的“1849淘金者”。其实,这些人的条件比前辈好得多。前辈追寻的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生存。当路易斯和简从兰迪那里免费获得办公室时,他们面对的风险,并不是饥饿和死亡。尽管有枪击,但也没打中。他们所担心的,是被悄无声息地溶进现代旧金山的社会氛围里——被浪费的个人潜能、粗俗的流言,还有不切实际的政治。认识路易斯的人都认为,他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失败。但路易斯没有,他融入了南方公园的氛围。
《连线》 第二部分第四章 反馈(1)
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样刊)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耶路撒冷圣墓纪念堂的门口睡着了。天气非常冷,他的衣服也很单薄,自然不想在那里过夜。不过当他返回青年旅馆时已经过了熄灯睡觉的晚钟,老板把他锁在门外。凯文在老城里一直遛达,直到几乎提不起脚,才在纪念堂的门口坐下来。清晨太阳的照射以及周围的喧哗声把他弄醒,他也加入朝圣的队伍走向坟墓,据说耶稣的尸体就埋葬在这里。凯文就这么跟着人群走,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他已经养成了在弄清真相之前一直跟踪的习惯。
27岁的凯文喜欢思考,有点模糊的宗教信仰,他已经周游世界,尽管身上没带什么钱。和路易斯差不多,他会被人误认为一个嬉皮士,不过他懒散随意,似乎缺少某种宏大理想,而且他也不嗑药。为了拍到好照片,为了满足好奇心,凯文可以容忍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害别人。他非常平和。但有一件事是凯文不曾预见的:当他坐下来倾听复活节的讲话时,他慢慢意识到,耶稣复活确有其事,他可以寻求耶稣的救助。
凯文在温暖的阳光中休息,周围都是陌生人。既然皈依了宗教,他特想知道自己下面应该做什么。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应该为6个月后的死亡做准备。这声音不是来自耳朵,而是一种直达大脑的讯息。
凯文回到新泽西见了父母。他没有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而是平静地采取行动。他把自己所有的身外之物一一剥除。他卖掉了摄影器材,把微薄的存款当作匿名礼物送人。几个月后,他开始周游美国,在爱达荷州和阿肯色州见了兄弟们最后一面。他的旅游工具是自行车,沿途在野营地或草坪上睡觉。每天写一首俳句诗,画一幅素描。自行车链条掉了,他会自己接上,把满是油污的手放在纸上摁一个手印。在科罗拉多州阿拉摩萨(Alamosa)的一个商店兼酒吧里,他在留言砖块上画画。那间酒吧的标志是三行自然俳句:
墨西哥咖啡
无衣无鞋无服务
冰冷啤酒待客
凯文回到新泽西州时正是万圣节晚上。他的六个月已经走到尽头。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一直提醒自己“我很快就要死了”,这样就打消了变得成熟一点、找个人结婚或者学一门专业等不必要的白日梦。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和未来完全切断。这让他获得了短暂的快乐,但也更加悲伤。在活着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睡得很早。第二天醒来,凯文突然心怀感激,这种心情将在心中持续数十年。当然,没有死去应该谢天谢地,但他还获得了另一个礼物:他的未来失而复得。他又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们安排聚会、制定阅读计划然后去买书、想一想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此后许多年,凯文一直拥有这种独特乐趣:在仔细思考生命的失去之后又重新赢得生命。在他看来,未来具有某种特殊价值,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尽管是一名基督徒,但凯文并非一个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通过广泛的研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他曾在佐治亚大学担任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