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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一名基督徒，但凯文并非一个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通过广泛的研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他曾在佐治亚大学担任科技电影制作人，这段校园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触最新的计算机网络。他为《新世纪》（New Age）杂志撰写旅游文章，还创办了一本专注于休闲步行的杂志。在跨越国界的自行车朝圣之旅中，他写下许多诗句，其中一些发表在《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电子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当他决定将杂志改名为《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并重新发行时，他说服凯文移居西部，成为杂志的一名编辑。
《全球评论》办公室的外面铺着棕色鹅卵石，这房子隐身在马林郡靠近海湾的一条街上，街名是“第五门大路”（Gate Five Road）。在那个年代的北加利福尼亚州，真正的权力中心似乎喜欢隐身于视野之外。该地区的最高建筑是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塔楼和Transamerica的金字塔，它们代表着上一代人对权力和财富的憧憬。尽管旧金山的官员仍然把那里称作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门户，但这个城市的主要产业却是旅游。在上一个繁荣期鼓吹经济要低速增长的人们，提出了限制新办公楼高度的议案。他们获得了成功，但许多房子根本没有达到上限，因为房地产实在没什么利润。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却在悄悄地创造奇迹。一些大块头，比如位于帕勒阿尔托的惠普、位于库珀蒂诺的苹果，都有他们自己的公司大院。小一点的企业、投资公司、咨询机构、科研实验室，只要你有地址、向导和地图，也可以找到。比如在圣克拉拉市的某个死胡同尽头、在马林郡码头沿岸、或者半岛堤岸那高高的草坪后面，或者“沙丘”和佩基·米尔路。
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游带你参观“远见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纳米专家埃里克·德雷克斯勒（Eric Drexler）在那里构想如何在单分子上制造晶体管，或者走访凯文工作的“第五门大路”，你会发现，这些企业的过去和现在存在多大的差别。自从25年前微型计算机发明以来，当地的富豪培育了不少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刺激了新商业，新商业又招募工程师，工程师又资助新企业。伴随这一过程，程序员和为新技术摇旗呐喊的人，把大公司变成小公司，又让小公司逐渐长大，就这么循环轮回。所有这些，在当地搭建起一个精致的网络，为相互滋养和支持提供铺垫。路易斯和他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杂志，其实也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但路易斯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网络。迈克尔·沃尔夫向他描述的那种纽约权力层级，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在《电词》的最后一些日子里，路易斯曾去海湾地区做调查采访，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见到凯文·凯利。凯文坐在书山和纸堆中，各种书籍从地上垒到肩膀那么高。他乐呵呵地告诉路易斯，如果他想成功，就必须搬到旧金山去。但路易斯当时认为，这个建议实在有点不计后果。搬到旧金山，那又能怎样？
一年之后，他和简飞跃大洋，眼巴巴地指望兰迪的天使投资人会找到他们，但却一次又一次失望。简疯狂地打电话，向200多个机构推销这本杂志，但每次都是失败。对路易斯这样一个垂直下坠的人来说，凯文的建议如果不是自鸣得意，至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尤其是凯文坐在《全球评论》办公室那拥挤但却舒适的椅子上提出这个建议，附近是“新世纪人”的小艇、退休的外科医生的帆船，还有按点出发的爱斯基摩皮船。
《连线》 第二部分第四章 反馈（2）
但凯文的建议也是正确的。旧金山的反正统文化、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轮回，再加上圣克拉拉谷的计算机天才，以及看不见的资本储备，已经创造出许多新的文化资源，而这些资源当时尚未有人开发出来。所有原材料都在那里，惟一欠缺的就是将之召唤出来的一声呐喊。当最后一笔钱花光时，路易斯在一种互相矛盾的恐惧中失魂落魄：一方面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另一方面他认为肯定有人捷足先登，完成他的梦想。
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很多人也在同样的领域里努力，但收效甚微。比如，凯文·凯利已经编纂了一本不可思议的杂烩目录，这个推崇自己动手的小册子叫《信号》（Signal），里面介绍了新技术革命的每一侧面。《信号》涵概了黑客手册、电脑公告牌系统、文字处理软件、各种备选机器人、拷贝机器和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信号》甚至还提到路易斯的《电词》，称之为“一本有震撼力的期刊”。
《信号》是由一个非营利机构——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出版的。该基金会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用他1968年的畅销书《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版税建立的。60年代，布兰德也是肯·凯西（Ken Kesey）的“快乐的搞笑者”（Merry Prankster） 之一。他也曾在恶作剧者那著名的迷幻巴士上周游全国，举办大型集会，与大伙一道向大众推广LSD迷幻药。就在发起凯文正在编辑的这本杂志的同时，布兰德还参与创建了一个兴趣广泛的在线网络，那是最早一批有重要地位的网络之一，名叫The WELL——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的缩写（连该网的成员都承认这个缩写极为蹩脚）。尽管布兰德操作的许多项目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理念却过于先锋，而且是以非营利方式操作的。因此，《信号》对路易斯造成的威胁，并不在于其创办者可能拥有和路易斯一样的观念，而在于他们免费传播了这么多资源和素材，任何留心观察的企业家都可以拿来使用。
另一个对手的威胁显然更大。在伯克利山区有一幢体积庞大、看似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本关注技术和文化的铜版纸杂志在那里聚集了一批编辑、黑客、设计师和食客，尽管其成员走马灯似的变换，但其指挥权一直在一位独立出版人奎因·穆（Queen Mu）的手里。这人的教名是艾莉森·肯尼迪（Allison Kennedy）。1989年秋天，奎因·穆将《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杂志重新改造，并命名为Mondo 2000。在专注程度和思考深度上，穆的杂志远远超过路易斯的《电词》。Mondo第一期杂志就有采访理查德·斯多尔曼（Richard Stallman）的特写，斯多尔曼是著名黑客，曾创建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这一期还采访了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鲁迪·罗克（Rudy Rucker），另有泰伦斯·麦肯纳（Terrance McKenna）的一篇评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文字》（The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第一批微型计算机发明者李·费尔森斯坦因（Lee Felsenstein）的嘻笑怒骂文章。费尔森斯坦因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几本和枪械杂志一样感觉的个人电脑杂志？”这些都是路易斯极想报道的人物，但他们却如此整齐地汇聚到另一个人的旗下。在路易斯搬到旧金山之前，甚至凯文·凯利都在为Mondo写稿。路易斯曾经的合作伙伴兰迪·斯迪克罗德，也是Mondo杂志主要的广告顾问和推销人。
奇怪的是，除了表面的成功，Mondo其实让人觉得很陌生。或者说，它可能太近了，过于忠实地记录了海湾地区的技术天才和愚蠢个性的混和体。Mondo的领袖和灵魂是蒂莫西·利尔里（Timothy Leary），前哈佛心理学教授，他曾提出一个口号“对准频率、开启大脑、从社会隐退（Tune In； Turn On； Drop Out）”。在后来的一项工作中，他提出了取代前者的新口号：S。M。I2。L。E。，即空间移动（Space Migration）、智力增加（Intelligence Increase）、生命延长（Life Extension）的缩写。杂志的典型文章会这样宣称：“好消息！研究者又找到了一些麻醉受体。”在“快乐的搞笑者”那个时代，大麻滋养着全国范围的运动。但如今这一套没用了。Mondo在今天没能产生共鸣。它能够娱乐读者，却不能影响他们。每个看过这杂志的人都挺兴奋，但效果也仅止于此。
路易斯警惕地观察Mondo杂志的一举一动，但它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各种新机会即便尚未成熟，仍然吸引着当地人的注意。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