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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读书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写书又是十几年，每看到一篇文章，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我最看重的是文章的写法。写得好，纵然观点偏狭些，仍以为是好文章，写得不好，纵然句句是真理，嘴上或许诺诺，心里是绝不敢恭维的。
这毛病得的深了，拿起今年第九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见上面有篇批评我的文章，名叫《“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批评的激烈与否，仍是文章做得怎么样。看完了，实在不怎么样。我对妻子说，他们若肯将这份稿费给了我，我替他们写篇糟践自己的文章，会比这篇好得多。
这里，对批评的内容不作一点反驳，只教教作者怎样写好此类文章，但愿他下一篇会有所长进。也但愿往后还有人批评我时先把文章写好再说别的。
一、批评文章要署真名。
你叫伊万，这不像个真名，也不像个常见诸报刊的笔名，一看就是个化名。我在文坛混了这么多年，多少有些名气的作者，即便不知根底，也会听着耳熟。湖北有哪些作家，我心里是有底的，从未听说有个叫伊万的。批评别人，自已先要站稳脚跟，用真名就是站稳脚跟的一个标志。这是论战的常识，也是起码的道德规范。退一步说，也是一种论战的技巧。明知理上亏了些，先做出一副“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骄横模样，才能唬得住人。用了化名，即便占点理，这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一交手就让人看不起。我从不做这号事。前些年批评王蒙时，王是文化部长，按说该用个化名了，我不，用的还是韩石山。至于写别的文章，无此限制，这两年我就用过韩蒲州、韩富贵等笔名。
二、写批评文章要从容。
写别的文章，可以急就，写批评文章一定要从容不迫。你的这篇文章所以没写好，绝不是水平太低，从文章中看得出来，你的知识水准至少也是中学毕业或肄业。批评我，是低了点，若你能写得慢点，用心点，不至于就差成这个样子。你太着急了，整篇文章丢三落四，疙里疙瘩，文气不是一点点的不畅。说你太着急，绝非瞎猜。你看嘛，我的那篇《我看“马桥之战”》，是七月二十六日在《文艺报》上刊出的，报纸到湖北，当在月底。《今日名流》是月刊，每月一日出版，此时第八期已出（正由工厂往邮局送），第九期已发到工厂（提前两个月或一个半月发稿）。你的文章要在第九期刊出，显然是撤下了别的稿子换上去的。工厂又催得太紧，以致你的文章插进去，连页码都忘了打。这么慌里慌张的，怎么能写好一篇批评文章呢？若不是这么匆忙，放在十期刊出，我想多少会好些。（这也是上面我推断你是湖北作者的原因之一，这么急迫，外地的稿子是寄不去的。）
三、要会用标点符号。
文章差点不要紧，标点符号一定要会用。不要在这种小地方露了怯。你的文章题名叫《“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接连用了两个双引号。第一个加在批评家上，意思是我不是批评家，或不配当批评家，作为批驳文章，这是对的。若按这个用法，你的第二个双引号加在文风问题上，不就等于说我的文风没有问题了吗？这显然和你的原意不符。你或许会说，双引号还有个用法是“着重”，你是这个用法。这就不对了。在一句话里，两个引号的用法应当是一致的。可见中学时你上语法课不太专心，老师肯定是讲了的。再就是，两个冒号不能连用。你的文章中，第一自然段末尾到第二自然段开头，接连用了两个冒号，连在一起就成了：“且听我对照韩文一一道来：韩文说：‘毕竟中国文坛成熟多了……’”你看看，两个冒号连在一起用，有多别扭。附带说一句，多少年来我研究中国语法，一直想找一个三个冒号连用的例句，这次无意中在这儿自己写出来了（你的两个连上我的一个共是三个）。还想找的一个例句是，一句话末尾有四个标点的，至今未找见。你身边若有语言学家，问一下就知道这两种例句多难找。
你的文章并非一无可取，最让我欣喜的是，自从“文革”以来，这是我的姓名在报刊上用得最大的字号，是特号字吧，还是那种极为醒目的黑体。
末后须提醒你的是，我所以写这篇东西，仅仅是为了教你写好文章，绝无批驳你的意思，你千万不可以为我批驳了你而自高身价。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原本没什么
今天是元旦，到处都喜气洋洋，《书刊文摘导报》编辑部给我寄来一张报，一篇文章。还有一封信。
报上登的是童志刚的一篇文章，并转载了我在《文艺报》上发的那篇《韩先生教你写文章》。文章是一位名叫杨建武的新闻工作者写的，名叫《文人们，请不要“相轻”了——致童志刚、韩石山》。信上说，此文亦同时寄童志刚，如我也能写千余言寄给报社，他们“准备将韩、童、杨三文一并刊出”。
这倒教我作难了。
跟童志刚的争论，我已决计不再多说一句话。有话我想将来见了面再说。现在不得不说两句了。
外人或许不知，大约十年前我就跟童志刚相识了。我去了武汉，在一个朋友家里喝酒，他和他的夫人都去了。至今我还记得他那诚挚的面容。这次争论，起初我确实不知道，写《“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的伊万便是童志刚。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了我真相，知道了真相，我便生了“教训”一下志刚的念头。文章是那样写了，平心里说，我仍觉得他是个厚道人。他再刻薄也刻薄不过我。因此，不管他后来在几家报纸上刊出了同一篇反驳文章，又在他编的《今日名流》的编后中挖苦我，还“奖”给了我一册刊物（我已收到），所有这些，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作家之间，打打笔仗，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开了，不过是一种笔墨情趣。在给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的信上，我还请这位朋友捎话，但愿下次去了武汉，童志刚能请我喝酒，他如今成了主编，我没出息还是个普通作家。
再说杨建武同志的这篇文章。
文中，杨同志痛心疾首地说，韩、童二人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坛上的一种堕落”，“一种报复的心理”，“是文坛上的一种悲哀”，“反映了一部分人心灵上的空虚”，“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歌颂欣欣向荣的时代主旋律、歌颂人民群众的英雄行为方面来，而是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相互‘棒杀’，这就有违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于是杨同志大声疾呼：“文人们，请不要‘相轻’了”！
这些都从何说起呢？原本没什么的事，让杨同志这么一说，似乎我和童志刚都成了人民的罪人。只是这些生硬的道理，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就因为我们写了几篇争论文章，党的文艺事业就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吗？
只看了这几篇文章，怎么就敢断定我们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歌颂时代的主旋律，歌颂人民群众的英雄行为方面？按这个逻辑，我只看见杨同志这一篇文章，杨同志准是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新闻事业上，而“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争输赢，论短长”，准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新闻工作者也是文人，一看见别的文人争论了几句，就说是“堕落”，“空虚”，甚至扣上了“有违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这样的政治帽子，这不也是文人相轻吗？哪有一面说自己是新闻工作者，一面又将自己置于文人之外的道理？
若杨同志写新闻报道，只承认自己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而不承认自己是文人，那么我就要说，我是党的文学工作者，童志刚是党的刊物工作者，我们都不是文人，不是文人，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相轻不相轻的问题了。只是这样一来，杨同志说别人是文人，怕就是恶意的了。“一为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