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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争论中，受害最深的是《马桥词典》的作者。他写了这么一部小说，好也罢，赖也罢，就作品说作品，怎么都成，如今却先得判定是不是模仿。须知，没见过《哈扎尔词典》，并不妨碍他写出这么一部形式新颖的书。全怪颂扬者们帮了倒忙，说了绝话。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一文千字天下底定（1）
法律最为公正。真理越辩越明。这两句话放在任何一篇文章中，都是平和的措词。然而，在马桥事件中，却如同两条平躺着的蛇，陡地立了起来扭缠在一起，谁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海口法院敢接手这样的案子，我们除了佩服他们的胆量之外，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为一部小说的评价，沸沸扬扬闹了三个年头还不能平息，可说是当今中国文坛上的奇观了。
事情的起因，谁都知道，是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好评如潮之际，张颐武忽地站出来说，且慢，韩著从形式到内容都照搬了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形式是指词典，内容是指一个民族或部落的衰亡。说白了，就是模仿。引申为抄袭，是他人的附会，与张颐武无涉。
韩少功如果聪明点，应当赶紧说，词典这个形式，一旦被发明，便成了天下之公器，人人都可以这么写。事实上，许多为韩少功辩护的人，也正是这么说的。接下来的事，该是就作品谈作品，看这部小说究竟写得如何。以韩少功在这部书上用力之勤，立意之高，扣除模仿的成分，仍不难得到肯定的评价。否定不了作品，即是张颐武事实上的败北。谁知韩少功智不及此，蠢更甚之，一纸诉状，将张颐武等人送上了法庭。这一招太绝也太损，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
然而，也正是这一招，给一件原本平常的文学事件，增添了历史学上的意义，袒露了新时期作家的素质，并最终结束了这个文学时期。
新时期文学，不管怎样热闹，都抽不去模仿的功底。灵巧者窃意，笨拙者窃句，蛮横者意句并窃还洋洋自得。仅《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不知被多少自视甚高的作家，攫为直入现代派的利刃，便是谁也无法销毁的证据。
词典这一形式太特殊了，当《马桥词典》初出，韩少功及其吹捧者，宣称此为韩氏独创时，早就伏下了他日受窘的祸根。因此而将张颐武送上法庭且判为有罪，等于是绝了中国作家日后模仿他人的后路。韩少功撇了一时的清白，却警醒了中国的文坛。往后谁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模仿了。人总要走路，水总要流溢，绝了模仿的后路，等于是开启了创新的闸门。这是多大的功德。
探本溯源，不能不感念张颐武那篇千把字的短文。壁立的狂澜，这么轻轻的一拨，便挽之于既倒。
一文千字，天下底定。张颐武纵然受点处罚，也是值得的。天下没有那么完满的好事。
马桥事件：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一
中国的文学从来就离不开中国的政治。想逃走吗？一把就捉了回来；嘴上说不亲吗？一头又扎进怀里。
最能说明这种亲密关系的，该是现当代文学史与政治史的同步同调，比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马上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始。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天安门周围早就埋伏下几百个作家，只等广场上的红旗升起，马上就端着各自的作品冲了出来。文学属于文化的范畴，政权的更迭可以一夜完成，文化的演变也能一夜奏效吗？
因此之故，对那些把文学时代与政治时代紧紧捆在一起的做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一个政治时代必须产生了它那个时代的文学，才是它那个时代的文学的开始。倒过来，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也不必就是一个政治时代的终结。它们之间若有联系，也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表象的。
文学有它独自的特质，文学时代也就有它独自的起迄。
新时期文学的起始，要比粉碎“四人帮”晚两三年。有人说起自刘心武的《班主任》，不无道理，总不太准确。若压制人性，扼杀人性是“文化大革命”的精髓，而复苏人性，光大人性是新时期文学的使命，还是《爱，是不能忘记的》，稍后一点发表的张洁的这篇小说，堪称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据此不妨说，新时期文学就是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北京文学》刊出这篇小说开始的。
新时期的那个新字，当初是为了区别与十年“文革”，也是为了否定十年“文革”，几乎是不假思索，众口一词就喊了出来。用的时间长了，人们才发现，这个“新”不光是对旧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常态的期盼，向常态的过渡。就好像老房子拆了，重盖起的房子叫新房子，但你不能老叫它新房子，总有一天得叫它房子，两年三年不行，十年八年总可以了吧。
是基于这种心理，或许还得加上中国人对“十”这个数字的敏感，当新时期文学行进到十年这个坎上，许多优秀的或自认为优秀的评论家，都在思谋着该给这十年一个怎样的勘定，最好是一个庄重的名词加上一个响亮的形容词，组成一个庄重而响亮的词组。让历史在记住这个庄重而响亮的词组的同时，也顺便记住他们那未必庄重而响亮的名字。别笑，不是挖苦谁，我当年都动过这个鬼心眼。这是一种史家意识，原本也就没错。
错在计算的不精确，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上的新时期同步计算了：一九七六到一九八六这么十年。于是，在新时期文学还没有任何结束的征候的时际，一时间涌现出许多要给新时期文学画句号的大块文章。其尴尬可想而知了。
他们的失着还在于，对新时期文学的特质，没有足够的体察与认知。
二
新时期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呢？
是模仿。这是一个模仿的时代。
这样说并不否认它曾出产过好的作家与好的作品，就好像我们说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并不否认它曾产生过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优秀作家一样。
对新时期文学的这一特质，近年来，许多学者和作家都注意到了。
马桥事件中，最早提醒中国文学界，《马桥词典》之前已有《哈扎尔辞典》，且提出“难道除了作家本人，热情出版研讨《马桥词典》的居然都不知有一部《哈扎尔辞典》”质疑的陈瑞元先生，已从“借鉴”的角度，接触到了新时期文学的这一特质。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新时期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外国当代文学借鉴史，仅《百年孤独》头一句“许多年之后……”不就被无数中国作家借鉴引用吗？（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六日《文艺茶座》）
《马桥词典》的作者，对外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常常别有会心的韩少功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模仿的可悲。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夜行者梦语》第19页）
最近《中华读书报》上，正在开展“如何认识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的讨论。从已发表的几篇文章中看得出来，评论家与作家之间是有分歧的。评论家批评作家不该过分强调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而作家偏不买这个账，说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陈村一本他以往的幽默与辛辣，在题为《幸亏有个外国》的文章中说——
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根本不是秘密了。老一点的知道苏俄日本，小点的知道欧美，再小点的知道全世界后还知道本国的海外港台。不知应该庆幸还是遗憾，学习者虽多，反正没出过某外国作家的传人，大家只敢一点点地学，似是而非地学，将他们中国化本地化了。曾有呼吁作家学者化的声音，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学者。（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中华读书报》第十一版）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一文千字天下底定（2）
对这个问题，我的关注就更早一点了，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