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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张国焘一句话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以后，我们已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他不顾朱、刘首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
实际上，张国焘把这河水阻隔作为实现他南下主张的天赐良机，哪里还听得进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
9月3日，中央收到张国焘的电报：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感到非常惊讶，直摇头，他至此才明白，张国焘不仅不同意北进的方针，连他自己的西进主张也放弃啦，实际上他是要南下。
尽管张国焘在电报中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毛泽东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知道，无论葛曲河的水怎么涨，也绝不会超过嘉陵江的水，更何况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葛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造一些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并且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这两点理由怎能自圆其说？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
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苦心弥合裂痕（一）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急匆匆地去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时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向北，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会合，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命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堡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急，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因而，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南进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恐怕是长征以来措辞极为考究、内容极为丰富、感情极为诚挚的电报。
首先，这封电报说明了包座已打开，北进道路已打通，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岷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团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能否如此行动，向张国焘请示，因为他是红军的总政委。言辞恳切，态度诚挚，希望北上的心仿佛就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封电报的又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采取的一种忍让的策略，现在团结高于一切，红军处于非常时期，这种忍让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说“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把周恩来抬出来，是这封电报的又一个重要策略。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中央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电报还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讲了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这封电报终其一点，就是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赶快北上。
尽管如此，这封电报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铁了心要南下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不为电报上诚恳的言辞所动。
张国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分析来分析去，他最后认定这封电报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不得不发来的。心想，徐、陈二人从来没有给我这么婉婉转转过，这次怎么口气变得如此这般？毛泽东独断专行，这次怎么要跟我商议？他们二人平时与我都是直述意见，这次怎么把周恩来也抬出来？他奸笑着点了点头，心里继续在想，你毛泽东在我面前玩花招，嫩了一点儿。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作结论吧。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辞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他意识到问题的尖锐性、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真不知该怎么办才是。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一旦走进了重大的选择时刻，却又犹豫不决，因为人人都背着满满的历史包袱和空空的未来行囊。
此时，历史把陈昌浩推到让他作出选择的重大时刻。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得势，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器重与提携，也不无关系。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保持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