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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位，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保证克服敌人的堡垒封锁以前，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的长期的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的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不拔之基础。
这个决定对战略方针的分析与判断，其正确性在后来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个决定，只分析了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方针的错误之处，而没有批评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这是因为毛泽东还确信张国焘只抱住西进的主张，而无其他意图。
毛泽东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就发现张国焘有西进的意图，就电告张国焘，红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所率左路军一路在占领阿坝以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西进意图，便命令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至此，人们也许已搞不清张国焘究竟是西进还是南下。其实，张国焘的西进或南下主张，是围绕他自己的政治意图而变化的。开始，他主张南下，被中央否决，并由此产生了分歧，后来他又主张西进到新疆，又被中央否决。于是，他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意欲单独西进，决定派一支部队向西探探路，一旦打通了这条路，先期与共产国际接通联系，他的领袖梦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此路不通。
这次西进的失败，使张国焘改变了西进的主张，转而又萌生了南下的意图。
但不管怎样，那么精明的张国焘，他应该相信这个毛儿盖会议决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甘陕地区敌情的分析，已经入木三分。这个地区的敌军人数虽不少，但只是几个相互缺乏信任的军阀系统，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况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来到这个地区的东北军，积蓄了具有爆炸性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因自己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深感耻辱，几次向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张国焘应该看出其中的门道，更应懂得这些情况将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心平气和地谈心，讲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张国焘借口拒绝北上（二）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
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以坚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又以老部属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在毛泽东、张闻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8月下旬，右路军历经磨难，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线上闯过来了。接着就要与敌人抢夺包座，打开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于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群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碉堡林立，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
徐向前、陈昌浩考虑一军和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两员大将，暗自感叹：红军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建议。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于8月31日，夺下了敌人占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为两路军在此地会合，共同北上，创造了唯一的机会。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电告张国焘包座之战的胜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以后，便等待着左路军的到来。
陈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张国焘的到来，虽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见张国焘的影子，也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只字片语。
党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泽东在离包座不远的巴西紧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到他的下榻处，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毛泽东一见陈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粮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断然决定。
“你说哩？”毛泽东转而问陈昌浩。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陈昌浩也毫不犹豫。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毛泽东当即表态。
那么，此时的张国焘在干什么呢？
9月1日，张国焘收到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包座战役情况的电报。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这封电报给张国焘那正在膨胀的野心注入了兴奋剂。当时，作为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亲眼目睹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回忆道：
包座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两军既是混编，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当作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接到陈昌浩的电报后，他大喜过望，竟当着许多警卫、参谋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给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四方面军。”
这一胜利使张国焘的野心高度膨胀，他开始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采取行动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当时，因葛曲河水陡涨阻住了去路，担任前卫的部队也被挡在了河边。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脚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宽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全宗是四川人，会水，他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国焘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朱德没有回答，忙着问那位会说汉话的通司。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经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会退下去。
朱德问清情况，对张国焘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