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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魏敦瑞的秘书息式白后来撰文说，胡承志走后，正当又困又乏的值班员昏昏欲睡时，却蓦地被一种异样的感觉触了一下，心头随之掠过一种不祥的预兆。他起身抹了把脸，迅速出门，便真的听到了从隔壁实验室传出的轻微响动。
“莫非有人在盗窃化石？！”值班员的心一沉，差点叫喊起来。
但他没有喊。他猫下腰，轻轻来到实验室的窗下，然后慢慢抬起头来，从窗户的缝隙向里窥视。只见实验室角落的墙架上有一个晃动的手电筒，微弱的光束集中在保险柜上，一个人影弯腰站在保险柜前，一只干瘦的手上拿着一块抹布，既像是在为保险柜擦抹灰尘，又像是在轻轻地拨弄着保险柜上的刻度盘。
值班员顿感惊奇。因为他清楚，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就在这个保险柜内。此人是什么人？晚上到此干什么？是来打扫卫生，还是想盗窃“北京人”？他猛地将门推开，同时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
一道光束突然直射在对方脸上，对方打个冷战，惊叫一声，干瘦的手迅速从保险柜上缩了回来，手上的抹布一下掉在了地上。
对方惊呆了，值班员也大吃一惊。
原来，彼此认识。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日本人暗中出动（3）
此人是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儿，是近几个月才出现在协和医学院的。老头儿的任务是在工作人员下班后打扫各医务室和实验室的卫生。老头儿平时极少和人说话，也很少有人主动和他接触。他每天准时出现在院里，总是穿着一件脏乎乎的蓝色短上衣和一条扎着腿的黑色裤子，看上去极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工。值班员几乎每天上班都能与这老头儿相见，却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也从来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至于这老头儿是什么时候来的、谁引荐来的、从哪里来、家安何处等等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你在这里干什么？”值班员厉声问道。
“先生，我是……是院务部派我来打扫这间屋子的卫生的。我今天有点事，所以来、来得太晚了……”老头儿指着身旁的拖把和水桶，很不自然地作着解释，脸上的窘态显而易见。
值班员哼了一声，在老头儿身上反复打量了几眼，本想当场将对方扣留当作小偷交医学院处理，但觉得又没什么过硬的证据，虽然刚才自己好像看见对方有转动保险柜上刻度盘的动作，但又很容易被对方以擦拭保险柜上的灰尘为由蒙混过去。再说，老头儿到底是真的打扫卫生，还是一般的小偷，或者就是想把“北京人”化石窃走，现在还很难作出判断。如果他真是想盗窃“北京人”化石的话，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不如来个放长线钓大鱼，今晚先让他回去，以免打草惊蛇，等明日将情况搞清楚后，再作处置。
于是值班员故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天这么晚了，我看还是明天一早再打扫吧。”
“好的，先生。”干瘪老头儿躬身施礼，收拾好拖把、水桶，一出门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早，值班员便将昨晚看见的情况向裴文中如实汇报，裴文中听后颇感震惊。二人分析，认为这里定有文章。于是，裴文中立即赶到院务部，查问到底是谁派那个老头儿到实验室去的，又是谁给他打开的门。结果，院务部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知道此事。裴文中又让院务部立即派人去找那老头儿，要当面对他进行询问。
可等院务部的人跑到老头儿的宿舍一看，那屋里除了一个已经破烂的暖水瓶和一张摇摇晃晃的空床还孤零零地躺在墙角外，所有的生活用品早已清扫一空。至于老头儿本人，经过四处寻找，更是不见一丝踪影。
老头儿的半夜出现和突然失踪，给裴文中等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老头儿的行动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无意的，还是有目的的？是一种自发的巧合，还是背后有人指使？如果是受人指使，那么这个指使他的人是谁？难道是日本人不成？如果真是日本人，那……
一个星期过去了，裴文中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依然没有解开这个谜团。直到4年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的一份《备忘录》中，发现了有关这件事的一段记载：
……当我们费尽心机在协和医学院终于物色收买了一个专事打扫卫生的中国人，并企图通过他将“北京人”化石弄到手时，由于意外的情况使我们的计划再次落空。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方法并马上动手，因为一旦“北京人”化石被转移，以后的事情就更加困难了。
尽管当时的裴文中对这一切并不知晓，但凭着一种直觉和其他有关线索，他感到“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于是，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上再次飞往重庆。
电报发走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时，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深深的焦虑。
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依然杳无音信。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北京人”惊动蒋介石（1）
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好过的时候。长年累月，东奔西跑，白天夜晚，加班加点；频繁的会议、杂乱的事务、扯不完的难题、理还乱的关系，搞得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重庆方面的各种矛盾日渐增多，而他自己，更是完全陷入了一种极其苦涩而又难以自拔的煎熬之中……他感到自己精神的大厦，似乎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在中国现代科学家中，翁文灏无疑是一位极有个性魅力的旷世之才。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获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多个学术团体的名誉会员和院士等荣誉头衔，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并在会上宣读学术论文的中国学者，是我国地质学，也可以说是更广泛的地球科学非常重要的创始人和先驱学者，也是第一个把中国地质带出国门的人。他和章鸿钊、丁文江、李四光被公认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四大奠基人。而且，他在地质学学术上的排名，并不亚于众所周知的李四光。后来他从政于国民政府，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行政院院长。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学者从政派”。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常务次长、留英科学家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国防设计委员会，并递交了一份委员名单，里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此提案当即被蒋介石采纳。正是从这个名单开始，演绎出了“学者从政”、“专家治国”的思潮。胡适当上了外交部长，清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蒋廷黻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李书华当上了教育部副部长等等。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12000名公务员中，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超过了1/10。翁文灏便是其中一员。
应该说，翁文灏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不是他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他。而悲剧就在于，政治一旦选择了谁，谁的命运就很难预料了。翁文灏骨子里生成的学者秉性，使他本无意于仕途；加之他在地质学方面早已成就卓著，对做官从来兴味索然。然而仕途偏偏对他情有独钟，厚爱有加，做官居然做到了“宰相”一级，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之顶峰。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又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1932年春，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也许蒋介石与他前世有缘，面对众多的学者，偏偏对他格外赏识。蒋介石一向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浙江，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正是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