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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以说是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他没有一点私心，
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备
好的发言稿，到北京市文联开会，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
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里他受到拳打脚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
成了文化大革命专政的对象。老舍夫人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自己
怎样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点一点地替自己的亲人洗清头上、身上的
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
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
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
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出来，老舍同
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去年6 月3 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
参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低头默哀的时候，想起了胡絮青同志
的那句问话。为什么呢。。？从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
家都知道，当然也能够回答。但是已经太迟了。老舍同志离开他所热爱
的新社会已经十二年了。
一年又过去了。那天我离开八宝山公墓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位外
籍华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谈话，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了不
起的，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时代
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
你给他们准备什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这位女士脚迹遍天下，
见闻广，她不会信口开河。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
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我们是不
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呢？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
撒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
呢？”
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
话又说回来，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
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
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
会，没有看见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对我说：“不要
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谢他的劝告，我也愿意听
从他的劝告。但是我没有办法使自已赶快变成《未来世界》中的“三百
型机器人”，那种机器人除了朝前走外，什么都看不见。很可惜，“四
人帮”开动了他们的全部机器改造我十年，却始终不曾把我改造成机器
人。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很牢。
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
儿，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他们夫妇便带我到东安市场
里一家他们熟悉的饭馆，边吃边谈，愉快地过一两个钟头。我不相信鬼，
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
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
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
“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怀念烈文
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
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
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地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
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
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
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
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我找出了一份剪报，是一篇复印的文章。“黎
烈文先生丧礼。。”这几个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阵子，但
是我清醒了。这材料明明是我向别人要来的，我曾经想过我多么需要它，
可是我让它毫无用处地在抽屉里睡上好几个月，仿佛完全忘了它。我也
很可能让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给扔进字纸篓送到废品回收站，倘使不是
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来。
我过去常说我这一生充满着矛盾，这还是在美化自己，其实我身上
充满了缺点和惰性，我从小就会“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紧牙关
跟自己斗争，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说写小说了。那么我怎么会在
深夜找出这份关于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随想》里引用过
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从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
朋友的道理。”当初讲了这句话，我似乎感到轻松，回国以后它却不断
地烧我的心。我作访日总结的时候并没有提起这样一个重大的收获，可
是静下来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么、又拿出了什么；我是怎样交朋
友、又怎样爱护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谴责，坐立不安。于是
我找出了放在抽屉里的那份材料。
是这么一回事。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
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
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
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黎的为人和他的情
况，可是我手边没有材料可以说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来
替他讲一句公道话（那时他还活着，还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样，
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
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
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
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
仿佛又给揪到批判会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让台下的听众可以
看到我的脸。这就是使我感到奇耻大辱的两种“示众法”。它们的确让
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历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尝够戴帽子
的滋味，对别人该不该戴帽子就不会漠不关心；自己身上给投掷了污泥，
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浊水。所以我的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有一次“奉
命”写什么与鲁迅先生有关的材料，谈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说据我所
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动文人”。我在1947 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
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
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
（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他是抗战胜
利后就从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报馆当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
上级丢了官，就到台湾大学，课不多，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
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给我编在《译文丛书》里
出版的。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小说，我离开台北回上海后，
烈文、雨田常有信来，到上海解放，我们之间音信才中断。我记得1949
年4 月初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还从台北寄了一首挽诗来，大概是七绝
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时”，语意十分明显。1947 年黎还到过
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
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
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
30 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
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
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