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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壶》，讲到中日两位作家（老舍和广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
读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现那两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么善良的人，尤其
是老舍，他那极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极其悲惨的结局，我一个晚上都梦
见他，他不停地说：“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总之，我睡得不好。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宾馆陪中岛先生和夫人去机场。在机场贵宾室里我拉
着一位年轻译员找井上先生谈了几句，我告诉他读了他的《壶》。文章
里转述了老舍先生讲过的“壶”的故事，①我说这样的故事我也听人讲过，
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结尾不同。别人对我讲的“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
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沏
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尾。我
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
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①
下面抄一段井上的原文（吴树文译）“老舍讲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富翁，他
收藏有许多古董珍品。后来他在事业上失败了，于是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变卖，最后富翁终于落魄成为讨
饭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只壶，他是怎么也不肯割爱的，他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当时，另外
有一个富翁知道了这件事，他千方百计想要获得这只壶。富翁出了很高的价钱想把壶买到手，虽经几次交
涉，乞丐却坚决不脱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乞丐已经老态龙钟，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富翁便给乞丐房
子住，给乞丐饭吃，暗中等着乞丐死去。没多久，乞丐衰老之极，病死了。富翁高兴极了，觉得盼望已久
的这一天终于来临。可是谁知道，乞丐在咽气之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
那天我们在贵宾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年轻的中国译员没有读过
《壶》，不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讲些什么，无法传达我的心意。井上先
生这样地回答我：“我是说老舍先生抱着壶跳楼的。”意思可能是老舍
无意摔破壶。可是原文的最后一句明明是“壶碎人亡”，壶还是给摔破
了。
有人来通知客人上飞机，我们的交谈无法继续下去，但井上先生的
激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读
过《壶》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井上先生如此郑重地对佐藤女士
讲话，把我读他的文章看作一件大事。然而后来我明白了，我读了水上
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1967 年）和开高健先生的得奖小说《玉碎》
（1979 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
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在国内看到怀念老舍的
文章还是近两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写于1970 年12 月，那个时候老
舍同志的亡灵还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
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 年6 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
1977 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我最初听到老舍同志
的噩耗是在1966 年年底，那是造反派为了威胁我们讲出来的，当时他们
含糊其辞，也只能算作“小道消息”吧。以后还听见两三次，都是通过
“小道”传来的，内容互相冲突，传话人自己讲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负
责。只有在虹桥机场送别的前一两天，在衡山宾馆里，从中岛健藏先生
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听见老舍同志的死讯，他说是中日友协的一位
负责人在坦率的交谈中讲出来的。但这一次也只是解决了“死”的问题，
至于怎样死法和当时的情况中岛先生并不知道。我想我将来去北京开
会，总可以问个明白。
听见中岛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1966 年7 月1 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老舍见面的情景，那个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我和老舍，还有中岛，都参加了大会
的主席团，有些细节我已在散文《最后的时刻》中描写过了，例如老舍
同志用敬爱的眼光望着周总理和陈老总、充满感情地谈起他们。那天我
到达人民大会堂（不是四川厅就是湖南厅），老舍已经坐在那里同当时
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在谈话。看见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亚非
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
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
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过一会中岛先生也来了，看见老舍
便亲切地握手，寒暄。中岛先生的眼睛突然发亮，那种意外的喜悦连在
旁边的我也能体会到。我的确看到一种衷心愉快的表情。这是中岛先生
最后一次看见老舍，也是我最后一次同老舍见面，我哪里想得到一个多
月以后将在北京发生的惨剧！否则我一定拉着老舍谈一个整天，劝他避
开，让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有什么办法使他不会受骗呢？我自己后
来不也是老老实实地走进“牛棚”去吗？这一切中岛先生是比较清楚的。
我在1966 年6 月同他接触，就知道他有所预感，他看见我健康地活着感
到意外的高兴，他意外地看见老舍活得健康，更加高兴。他的确比许多
人更关心我们。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在替我们担心，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他比我们更清醒。
可惜我没有机会同日本朋友继续谈论老舍同志的事情。他们是热爱
老舍的，他们尊重这位有才华、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们的
心上、在他们的笔下他至今仍然活着。四个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桥机场
送别井上先生，我没有再提“壶碎”的问题。我上次说老舍同志一定会
把壶留下，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虽然含恨死去，却留下许多
美好的东西在人间，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单单提两三个名字就
够了：《月牙儿》、《骆驼祥子》和《茶馆》。在这一点上，井上先生
同我大概是一致的。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样熟悉
旧社会，那样熟悉旧北京人。这是真实的生活。短短两三个钟头里，我
重温了五十年的旧梦。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儿（王老板、
常见爷和秦二爷）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
备下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泪水，好些年没有看到
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拿着扫
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
呢？
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
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了老
舍同志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样回答呢？我曾经对
方殷同志讲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这是我的真心
话。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
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 1977 年9 月2 日井上先生在机场上告诉同
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
无动于衷！但是两年过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惭
愧。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小
说，我也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
一个多月对我讲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什么事
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
上的浊水污泥呢？
看过《茶馆》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
可是谁爱我呢？”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
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
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1957 年他写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馆》。
他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他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外事活
动，可以说是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他没有一点私心，
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