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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
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
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
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
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
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
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今天无法
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
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
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更喜欢说我有我的
“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
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
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
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
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
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
样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
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
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
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影响的都是这些外国的
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
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它们甚至在我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
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
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
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
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
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
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
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19 世纪60—70 年代俄国民粹派或
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
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
《回忆录》。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
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
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
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
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
（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
的哥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
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
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
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
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
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
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
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
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
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
出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不知道怎样，有
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是去南市刻
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来过一
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家
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
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
并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
①
科茹霍夫，C。M。Стеиняк…Кравченский（1851—1895）著长篇小说：“АнцрейКожухов”中的男主人公。
了。两三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
张《申报》，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
了。孙传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
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
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
的外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
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
位年纪较大的朋友辩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爱》一章中李静淑讲的一
段话，就是根据他的来信写成的。
关于《灭亡》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我谈创作的过程谈得多，谈人
物谈得少。我在前面说过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
暴露我的灵魂。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
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
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
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所以《灭亡》并不是一本
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点有
多少，《灭亡》决不是一本虚无主义的小说，否定一切的小说，也不是
恐怖主义的小说。
《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
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
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
反抗压迫的人”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
观的思想。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
国诗人雷列叶夫①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
（погибелъ）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②而
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
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17 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
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
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年 3月 20日
“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谈《家》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自己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
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
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者《跋》。有些偏爱
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
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罢，
①
雷列叶夫（К。Φ。рьшеев，1759—1826），十二月党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绞刑。
② 见雷列叶夫著叙事诗“Найливайко”第八篇《纳里瓦依科的自白》。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7 年7 月《收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和读者谈谈〈家〉》。
今天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