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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
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
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书印出来就让敌军
的炸弹和炮火毁掉。一批书刚刚成了灰烬，第二批又在读者眼前出现；
一个据点给摧毁了，新的据点又给建立起来。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
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
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
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经常同
开明往来，我写作，我编印书刊，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草原集》。1950
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他们
打算出一些翻译小说（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
孚兄是《小说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
1932 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作编辑，我的
大部分小说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
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
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1950 年8—9 月，我看完这本书的
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
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著
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
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
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
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
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
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
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
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
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
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
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
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
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
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
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
宁。1953 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
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
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
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
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
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
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
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
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
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
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
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
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
争先翻印通俗小说、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
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
当然迟来总比不来好①。
5 月3 日写完创作谈
“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谈《灭亡》①（摘录）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
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
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
些剪接修补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
的写得顺利，几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
次序写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
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
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
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
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
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
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刚出版，我就引用
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话改写了小说的结
① 谈开明我没有提叶圣陶老人，并不是遗漏，我打算在另一篇“随想”里讲他。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8 年4 月号的《文艺月报》。
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些加工的工作，
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
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
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
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
分析自已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
研究这“忧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
我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
当浓的“忧郁性”。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
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
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
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
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
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
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
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的一条路：报
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
他只是一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
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
容易愤怒。倘使社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
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
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
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
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
导他，在支持他，他决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
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
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
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
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