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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是国家兴旺之本。从顺治到康熙朝为此作出了艰巨而不懈的努力，为进入“盛世”，准备了大量人才。
清初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获得人才。一是取自原明的士大夫，包括降清的吏员，及隐居之士；二是兴建学校，国家出资培养人才；三是通过朝廷和各地官员的荐举，量才录用；四是恢复科举，吸引和招用人才。顺治朝时，招降了数以千万计的原明士绅吏员，征用居于水边林下的“隐士”，举行科举考试，选拔出一批批人才。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国家财政异常困难，学校尚未普遍建立起来，各项制度还很不完善，国家政治生活尚未走上正轨。
到康熙六年，时任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痛切陈述文教的凋敝情况，说：“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清史稿·熊赐履传》，卷262，9892页。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3）
圣祖亲政后，这种凋敝的状况始有改观。上述圣祖崇儒尊孔、开经筵，都是为振兴文教而作。康熙九年十月，他向礼部发出一道谕旨，这就是著名的“上谕十六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屈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清圣祖实录》，卷34，10~11页。
圣祖“圣谕十六条”，可以看作是他的治国大纲，涉及面广，但其主旨，强调以儒家思想治国，兴办学校，从思想上教化人民，此即“教化维于可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一月中，经礼部题请，圣祖批准，将他的“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清圣祖实录》，卷34，21页。
教化百姓，贯彻儒家思想，“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材。”（光绪）《苏州府志》，“风俗”，载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发布《抚吴告谕》，内有此语。兴办学校，是培养人才，笼络人心的重要途径。顺治初，已在战事结束的省区陆续办学，至圣祖即位（主要是亲政后），教育才逐步发展起来，中间曾有三藩之乱的短期干扰，而平定三藩后，全国空前统一，圣祖大力提倡，并采取各种措施，掀起了办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制。
顺康之际，全国的学校教育分为中央与地方官学两个系统。中央官学教育，是在京师设国子监，或称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直属中央礼部。国子监的学生，来源于全国各地，通过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等形式，经过层层选拔，以考试成绩优异、品行兼优者输送到国子监学习。这部分学生称为“贡生”。还有一部分学生称“监生”，以其父亲的官职（文职京官四品、外任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而得到朝廷的特殊照顾，可送一子入监学习，此为“恩荫”。还有，满汉三品以上官员死于国事，照顾其一子入监，此称“难荫”。除此，京师官学又有“宗学”。属于努尔哈赤其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对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岁以上，专设“宗学”，都入学接受教育。此制始设于顺治十年（1653年）。至雍正时，续设“觉罗学”，指塔克世的叔伯兄弟的旁支，称为“觉罗”，为他们设的学校称“觉罗学”。以上，参见宋元强：《清朝的状元》，152~158页，文史出版社，1992。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直接入仕为官。
地方官学，在全国各地设府、州、县学，各“设学官以课士”：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为一人；另设“训导”一人，为副职，协助教授、学正、教谕工作。各省设“学政以董教事”，各一人，掌一省之教育，主持岁试与科试，考绩师生的优劣勤惰。
所谓“官学”，即指由官方承办的学校，凡入学皆经考试，择优录取。未入学的读书士子称“童生”，而考取入学后俗称“秀才”，官学称“生员”。各学校都严定限额，考取不易。所学内容，大都是皇帝“钦定”的经书和“御纂”的书，以及《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典籍。这些书，由各省督抚购买，交由学官收存，“以资诸生诵读”。以上，详见《大清会典》，卷31~33有关部分。
在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都享受朝廷的优待，免征差徭，供给膳食。为培养军事人才，另招“武生”，附于儒学，由府、州、县“学官”兼管。除学儒家及兵家经典，加学骑射等科目。
府、州、县学的生员，经岁试、科试，名列前一、二、三等者，“准送乡试”，考取举人，再经“会试”等进入仕途。还可通过推荐进入国子监学习。《大清会典》，卷32，4页。
府、州、县学都设在城镇，为弥补乡村或边远地区的教育空缺。顺治时，准予“每乡置社学一区”，使有志于学的青少年有受教育的机会。《大清会典事例》，卷396，“礼部·学校”。如，康熙时，安徽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徽州所属六县有书院54所，以紫阳书院的规模为最大。转引自《清朝的状元》，133页。可见当时教育之盛。
顺治九年，礼部奉世祖的谕旨，为全国各学校制定法规，明确阐明办学的根本宗旨，写道：“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
全国公私各类学校的普遍建立，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国家选用的人才，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出来的。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4）
清入关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当战事尚在激烈进行之时，就首次举行乡试，以后每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被录取者称为“举人”。接着，乡试的第二年，得中举人者准予赴京师考进士，时称“会试”。考中者称“贡士”，最后进入最高级阶段的考试——殿试，皇帝亲临考场，亲阅考卷，确定名次，不再淘汰。共分为三甲，即一甲取三名，一甲第一名者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他们都被授予翰林院各职，以后，视各人才能及表现，再予升迁，或调任它职。
乡试分省进行，都在同一年秋八月同时开考，又称为“秋闱”。康熙二年乡试为癸卯科，开考前数月不等，由朝廷直接任命正副考官，着手准备考试事宜。有关情况仅列下表，以见乡试全貌。
康熙二年（癸卯）乡试简况
时间乡试省区正副考官四月贵州正考官：大理寺评事符渭英；副考官：中书易道沛五月四川正官：户部郎中徐渭弟；副官：中书杜镇五月广东正官：兵部郎中王天成；副官：行人洪琮五月广西正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