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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清入关前后，中央政权的权力重新进行分配。入关前，满族亲王、贝勒大臣分享军政大权，如六部的首脑皆由皇室诸亲王大臣担任，至崇德八年（1643年）十二月，由摄政王多尔衮、济尔哈朗议决，诸王、贝勒、贝子等“俱罢管部务，悉委之尚书”《清世祖实录》，卷3，12页。，自此将诸王排斥在国家政务之外，开始确立由摄政王后由皇帝以内阁为参谋，直接控制六部的政治体制。同时，还有“诸王大臣议政处”组织，其本意也是为保持满族贵族在中央政权中的支配地位而设的。但进关后，由于实行明朝的政治体制，显然这一组织形式不利于贯彻“满汉并重”的组织原则，但又不便马上撤销，终顺治之世，还予以保留，但已逐渐失去其原有作用，康熙以后，进一步被削弱，以致形同虚设。诸王大臣议政之制，也为清独有，反映了原始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渐成历史的陈迹。
地方官制，大体亦沿明制，因地制宜，稍加变通。其规制是：督抚——府厅——州县。督抚即总督、巡抚的简称。明时，原系临时差遣，事毕即裁撤，属临时派出的一个虚衔。而清则把它固定下来，变为一省区或两三省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掌管军民诸政。所以，督、抚是地方的最高一级的长官。府是介于省与州、县之间的一级权力机构，沿袭明制，府的长官称知府，京师所在的首府称府尹，以下有同知、同判、推官（后省去）等。凡一府之政，皆受该省区的督抚节制，一切须遵督抚的批准而后行。州县为地方的基层机构，亦同于明，与历代无别。县设知县一人，州设知州一人。其下分设县丞、典吏、州同、州判等职。州县为清统治全国的基层机构，其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清朝始终关注州县一级政权的建设，不断整饬吏治，亦重在州县。
清进关后，全力进行统一战争，因而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建立地方政权，但她得一处地方即建一处，就是说，每夺取一个地区，便迅即派官管理地方，常常是还没有占领某省某地，就已任命官员等待接收。所以，当她一完成全国的统一，而地方随之也完成了官制的建设，在中央政权的统一号令下，迅速地运作起来。
在顺治时期，可以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一方面，清朝向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及南明残余势力展开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一方面，则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封建统治。她所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机构，不仅确立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而且也意味着清朝全面恢复了封建专制政体。这一政体既是对明制的延续，也是两千年来封建专制的延续。
如前已指出，从当时世界大势看问题，清朝重建一代封建王朝，不能认为是先进或进步；但从中国国情而言，清朝很快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一统天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清朝建立一代封建王朝，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一看法脱离了17世纪中国的国情，苛求清朝，也欠公允。清朝只能继承明朝的政体，除此，别无选择。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入关后所做的一切是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
第二部分恢复封建经济（1）
经济是国家和百姓的生命之源。经济发展与否，也关系到一个政权乃至一个时代的盛衰。中国历代的兴亡，无不与经济的起落息息相关。
明末以来，在天灾人祸、内外动乱的双重打击下，其封建经济已陷入崩溃，经济秩序完全混乱。农民作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既然不能照常从事农业生产，为求生存，或铤而走险，参加农民起义，或流徙别处，形成一股巨大的“流民潮”，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还有很多人坐以待毙，抛尸荒野……明末的经济崩溃了，而朱姓的二百多年的统治也随之垮了下来。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朝入据北京，标志着清朝统治全国的开始。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明朝留给清朝的是国家残破，经济凋敝的乱摊子。入关之初，清朝仅领有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及山东部分州县，大体称为京畿地区。这一地区，所受破坏最为严重。自明崇祯初年，农民战争的烈火首先在山西、陕西点燃，十余年间，燃遍中原大地。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纵横驰骋，反复冲决，既打乱了明朝的封建统治秩序，也以无情的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大规模的战争过去之后，黄河以北至京畿地区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清朝的档案留下了大量的记录，今人读此，不能不为之心悸而动容。
顺治元年七月，天津总督骆养性上一奏本，概述当时农民苦难之状：“当此民穷财尽之秋，田野荒芜之日，使小民经年力作，无以赡生。”《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08页。
同月，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郭永泰上报他到任所“见城门民房俱成灰烬，十室九空，目不忍睹。”《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09页。
八月，北京所属大兴县知县阮德基、宛平县知县杨联名报告该两县之艰难：“两县自遭流寇残破以后，库藏如洗，搜无可搜，借无可借，如此之苦，如此之穷也。”《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30页。
也是八月间，户科右给事中冯杰上奏，其中写道：“臣目击黎元疾苦，无如连年兵变，丁倒户绝，田地荒芜，久无人种。”《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32页。
山东经济状况同样严重，据“故鲁敬王妃何氏表文”所报：“连岁之凶荒，兼频年之兵火，丧亡既尽，丝粒靡存。”《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36页。又有“广东道监察御史刘今尹题本”称：“北直、山东逆寇焚掠殆尽，至于山西一省几无遗类”，连赋税都无法征收，杂差无人承担！《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42页。
北京附近的保定地区也是一派荒凉，保定巡抚王文奎奏道：“自定兴（河北定兴）而西，其道路荒凉，邮亭焚毁，人烟冷绝，车尘阙如，每抵州县，城郭尚有鹑衣马户环拥诉泣极称难支者”，除了“奉差员役贪惨成风”，滥行摊派，“更有流氛惨躏，搜劫无遗，较之曩时苦逾百倍”。《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44页。
据河南巡抚罗绣锦报告：“各省遭残流寇，无如河南更甚”，虽说“河北三府诸官寥无一人”，“军民流离”，但“河南五府城郭拆毁，竟成丘墟！”《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429页。可以想见，这些地方已成无人之区。
祸不单行，又有瘟疫加重了灾难。以天津为例。此地系“神京咽喉，水陆通衢，从来人民辏集，近被流贼毒害，地方凋残，人不聊生，困苦已极”，岂料“上天降灾瘟疫”，自顺治元年八月至九月中旬，瘟疫传染甚为猖獗，得此瘟疫，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合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去年（指明崇祯十七年）京师已遭到一场“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而今“津门复罹此惨”，由城内“转炽城外遍地”，但“城中尤甚，以至棺藁充途，哀号满路”。天津总督骆养性也发出哀号的声音：“卑职目击伤心”，真是“有耳所不忍闻，目所不忍见者。”他除了向朝廷请求“急行赈恤”，也是束手无策，只得“斋戒，步祷城隍庙、玉皇阁”，率所属向神灵“祈祷”了。《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439页。
以上所引档案，都是顺治元年入关后一年中来自地方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悲惨状况。至顺治七年，如山西省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巡抚刘弘遇痛诉地方困苦之状：“遍地伏莽，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庐舍丘墟，田荒芜”，又遭蝗灾，“食伤无遗”，故“地方之残，再莫残于晋省；百姓之苦，更莫苦于晋省百姓矣。”《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765~766页。
江南本属富庶地区，也因战乱和明末吏治败坏，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在明崇祯17年中，农民军的军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