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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具体实施与西东大学协议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原因是，李琦副部长已调任中央文献编纂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又指定另一位副部长分管外事工作。但是，此人思想僵化，他反对我校与教会办的大学建立交流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大学不能与教会办的大学交往，是涉及到教育主权的问题，是办学方向的问题。很显然，他的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教会办的大学性质的误解。实际上，自欧州文艺复兴以后，教会学校已完全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实行学校与教会分离，使学校成为传播科学与文化的场所。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教会学校像公立和私立学校一样，已具备独立的办学体制，除了宗教信仰自由以外，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办学经费来源不同。为了得到这位副部长的支持，我不得不去北京向他汇报，经过多次沟通，最终总算说服了他。不过，他还留了一个尾巴，保留其批判权。他说：“同意你们试行，但要提高警惕，如果出了问题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在与西东大学的交流中，有一件事曾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风波，为此，我也承担了不小的风险。
1983年11月15日，是武汉大学建校70周年（按后来的说法，应是90周年）纪念日。为了以此为契机，调动校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学校办成一所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决定举办一次朴实而隆重的校庆活动。作为这次活动的一部分，是邀请海外的友好姊妹学校的校长（或代表）和校友参加庆典。通过联系和确认后，我们拟定了一个140多人的邀请名单，并报教育部批准后，以学校校长的名义向他们正式发了邀请函。在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中，自然包括了与我校交流首开先河的美国西东大学的校长墨菲先生。
可是，就在校庆的前两天，我们接到广东某部门的电话，告知美国人墨菲已到达广州，他准备前往武汉大学参加校庆。但是，据查他是天主教神父，因此不允许他来武汉大学参加校庆，要么令他返回美国，要么让他作为一般旅游者，到中国其他城市旅游后回国。这简直是开玩笑，我们正式邀请的客人，怎么能如此对待呢？我向广东方面解释道：“墨菲先生是作为校长来参加校庆的，并不是以神父身份来的，作为主人我们没有拒绝客人向我们祝贺的道理。更何况，我校与西东大学的交流，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于是，我请求广东方面放行，允许墨菲先生前来参加校庆活动，并表示愿意承担此事的一切可能的后果。同时，我请求国家安全部门驻广东办事处的一位朋友，从中进行斡旋，使墨菲先生如期来参加我校的校庆活动，从而避免了一场不该发生的风波。
其实，在我校与十多个国家已签约的100多所大学中，西东大学是执行合作协议最好的大学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先后派出了20多位教师到该校进修，两校共同发起和主办了国际楚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合作期间，无论是在我校或在我校赴西东大学的教师中，从未发生过传教活动的情况。就墨菲先生而言，我个人先后5次与他见过面，他从未与我谈到宗教问题，相反地，他对中国十分友好，积极促进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从这件事说明，必须解放思想，不能再用老皇历看待当今的事物，否则，我们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中法交流中心（1）
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率先与美国霍金斯大学结为姊妹学校，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该校创建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接着，上海同济大学凭着历史上的老关系，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中德交流中心。法国也不甘落后，法国驻华大使连忙会见教育部主管外事工作的李琦副部长，表明意欲寻找一所大学，依托它建立中法交流中心。教育部明确表态支持，但是提出了限制条件，即只能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城市挑选。很明显，这个条件是要回避敏感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上海的复旦大学与解放前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有渊源关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教育部的限制条件，对于我校去争取中法交流中心十分有利。于是，1979年9月，我专程到教育部向李琦副部长和外事局汇报，详细地列举了我校建立中法交流中心的有利条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时也由于我与李琦副部长的良好私人关系，最后教育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正式把武汉大学推荐给了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方对于教育部的推荐十分重视，先后派文化参赞和科技参赞来校实地考察，我们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除了向他们介绍湖北省、武汉市的经济状况以外，我重点介绍了我校对与法国交流的兴趣和有利条件。我们的优势是：第一，我校外文系设有法语专业，拥有一支素质较好的法语教师队伍，不久将把法语专业独立出来成立法国语言学系。第二，我校数学系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数学系之一，该系有多名教授早年留学法国，他们同法国数学界有着传统的友谊与合作。中法两国均为世界上的数学大国，我们两国数学家的合作，将有助于数学学科的发展。
第三，根据我国政府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协议，湖北省在农业、水利和医疗方面，承担了援助某些非洲国家的任务，而这些国家都是使用法语的。因此，我校每年都要承担多批援外人员培训法语的任务，这是扩大法语应用的极好机会。法方对我的介绍十分感兴趣，经过两国政府的批准，一个以教育交流为主的中法交流中心在武汉大学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与法国外交部长蓬塞，于1979年10月，在巴黎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1980—1981年文化交流计划》，其中规定：“武汉大学从1980年开始采取措施，加强该校的法语教学，并在科技方面与法国建立合作关系。”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一个由教育部派出顾问参加的武汉大学代表团一行14人，于198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访问了法国。
法方对我们代表团的访问比较重视。1979年11月下旬，法国驻华使馆派科技专员到校了解情况，为代表团访法作准备。代表团离京之前，法方通过驻华使馆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访问日程。代表团到达巴黎时，法国外交部对外文化科技总司副司长德拉泽尔先生到机场迎接，并亲自到我们下榻的旅馆安排食宿。第二天，法国外交部对外文化科技总司司长雷蒙主持了欢迎宴会，出席欢迎会的有外交部、大学部、研究中心、工业部的有关负责人和著名的科学家。雷蒙司长在致欢迎词时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古国。我们的交流是相互的，不仅中国要向法国学习，而且法国也应当向中国学习。既要学习中国的古代文化，又要学习中国的现代文化。”德拉泽尔副总司长在私人会见代表团负责人时也说：
“我对法国与武汉大学的合作交流很感兴趣，这不仅是我的职业爱好，而且也是法国本身发展的需要。”代表团下榻在巴黎中心城区的索菲特尔旅馆，条件很舒适，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旅馆还升起了中国与法国的国旗。
法国外交部对代表团的安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两个星期参观，第二阶段用3天的时间与外交部会谈，敲定合作协议的文本。无疑，这种安排是十分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增加对法国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感性知识，这就给了我们在会谈中很多主动权。
在代表团中，有3位老教授早年曾在法国和美国留学，自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以后，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出过国了。我自1963年由苏回国以后，也有近20年没有出去了，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到了高度发达的法国，就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次参观的机会，希望多学习到一些先进的东西。
代表团访法期间，先后参观了巴黎、格林诺布、图鲁兹、艾克斯—普鲁旺斯、里昂、斯特拉斯堡等6个城市50个单位。其中，高等学校28所，科学研究所12个，政府机构4个，医院2所，工厂2个，图书馆和博物馆2个。这次参观是以基层为主，按照专业分组对口考察，总共参观了100多个教学单位和科学研究实验室。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