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蚨匝６加泻么ΑＪ导噬希馐悄们蛎疲谴唇９こ痰男枰！ �
各方面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映是好的，可惜正启动这项制度时，我却被免职了。
也因此，武汉大学的改革走了回头路，这也是我极不忍看到的。
教学制度改革最后一项是插班生制，这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关于插班生制的实施，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下一节将作专门记述。
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而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6项教学制度的创新，则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是全校师生奋力拼搏的结果，因此那时武汉大学获得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的美誉。这些改革措施，曾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也影响着全国高等学校的改革，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感动了“上帝”
从内容上看，插班生制是上一节所说的6项教学制度之一，由于它的特殊性，我不能不多费一些笔墨加以介绍。
所谓插班生制，指的是凡达到了大专学历的其他大学的学生或社会青年，经过我校的一次特殊考核，如果符合要求者，允许直接插入我校相关专业三年级学习的制度。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学校长只要做好校内的事就行了，用不着管其他学校的学生和社会青年的事，这似乎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一个大学校长应当关心国家大事，情系全社会。1982年10月，英国的一位年长资深的上议院（也称贵族院）议员访问我校，在接待中，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问道：
“校长先生，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稍思片刻，我答道：
“议员先生，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一个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属于社会的。他的最大贡献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以外，他还应当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我永世无法企及的，但它却是我真实的想法，并一直是鞭策自己的一种力量。其实，插班生制度的构想，就反映了我情系全社会的情结。
那么，我又是如何萌发创立插班生制的想法呢？这主要是以下的因素促成的：一是我收到过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他们有的是因为一次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有的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有的是业余科技发明者。在信中，他们诉说了他们心中的苦闷，表达了他们强烈求知的欲望，对我提出近乎是求救的请求，对此我深受感动。二是我还常常收到一些普通大学或专科大学的学生来信，他们反映，在普通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学生之间，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他们建议，在这两类大学之间进行交流，引进竞争的机制，重点大学应当淘汰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同时从非重点大学把那些尖子生招收进来，以顶替被淘汰的名额。三是对统一高考升学制度的思考，虽然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策划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某些弊端也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如一次考试定终生有失公允，完全以分数高低取人，会埋没创造性的人才。因此，高考制度必须改革，至少应当再创立一种招收学生的制度，以便可以部分弥补高考制度之不足。
以上的信息，是我思考的元素。我反复思考：有什么办法能够满足社会上那些具有强烈求学欲望的青年们的要求呢？又有什么办法把一些非重点大学的在校的优秀学生吸收到武汉大学来呢？想呀，想呀，我终于从这些思考元素中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插班生制。
一个好想法的产生固然不容易，但是要把它变成现实更是难上加难。插班生制比起其他几项教学制度的改革，显然要复杂得多，影响面也很大，既涉及到招生、分配计划，又需要教育部调拨教育经费。因此，不经过教育部批准，那是不可能实施的。我说难，就也难在这一点上。
为此，1984年3月，我们正式向教育部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我们的报告石沉大海。于是，5月中旬，我专程去教育部，找到高教一司司长，向他询问对我们报告审理的情况，并向他口头上作补充汇报。听后，他说：
“你们的报告早已收到，我们之所以没有批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从没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
“这的确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正是出于慎重考虑，所以才提出先进行试点。改革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应当争取成功，但也允许失败。因此，我们还是希望批准我们试验。”
“这个问题涉及到计划、财务和招生等部门，我们将与有关司局会商，你现在先回去，等有了结果再答复你们。”
这一次空手而归，但我也不虚此行，毕竟与高教一司司长作了沟通。不久，我收到了高教司的电话，告知高教一司签署意见，表示同意进行插班生试点，报告已转到计划司会签，并提示要注意与计划司疏通关系。
又是3个月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得到计划司的答复。我改革心切，于是利用暑假时间，于8月下旬，又一次踏进了教育部。计划司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不无担心地对我说：
“道玉同志，你大胆改革的精神，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将打乱国家招生与分配计划，这可不是小事。因此，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搞这项试验，至少应当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我十分感谢你的鼓励与关心。至于说到计划一事，我认为每年招收百几十个插班生，无碍于国家大局。我在基层工作，知道每年编制招生计划的情况，那完全是拍脑袋决定的，学校只不过作了一次加法运算，而全国的计划是各省市、各校的相加之和。因此，全国的招生与分配计划是有很大水分的，并不是神圣不可调整的。我们要求进行插班生试点，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我们的要求是真诚的，希望批准我们试点。”
“的确，你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作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至少你是说服了我。
不过，这事得经过忠德副部长批示，他现在出差在外，等他回来后即送他批示，有了结果通知你们。”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计划司通知说，教育部已同意你们试行插班生制，但最后还需要国家计委批准，请你们派人持教育部的批文到国家计委教育司办理，事已至此，决不能行百里半九十，于是我第3次进京了。
10月初，秋高气爽，我的心情也格外高兴。我到教育部办公厅找到了李健主任，拿到了教育部给国家计委的函件，我脚不停步地到了国家计委。接待我的是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试行插班生制的方案，讲述了为此我三上北京的情况，希望国家计委批准我校试点。听后，李昌龙司长操着地道四川口音说道：
“听了你的介绍，我认为你是真心搞改革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说，年近九十岁的愚公挖山不止，他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帮他移走了阻其出入的两座大山。我不是上帝，但是你的改革精神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的改革。
你们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从1985年试行。拨给你们90个指标，学生纳入国家分配，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拨给。有了你这种执著精神，我相信你们的改革一定会成功！”我向李司长表示了真诚的感谢，邀请他到武汉大学访问和指导工作。他说：“武汉大学是一所名校，我年轻时就向往去学习，可惜没有缘分，争取以后去参观学习。”我说：“随时欢迎你的光临！”
真是好事多磨，经过8个月的努力，一个新的插班生制终于诞生了。
1985年，首届插班生进入了武汉大学，给这所古老的学校，又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当年，各系共招收插班生92人，中文系还招收了22名作家，单独举办了学历教育的作家班，目标是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
插班生制度实施后，《人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