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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多么聪明的学生！他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以达到看似不合法但又是合理的目的。
当然，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很符合他的特长的。
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我，提出了使我更加为难的问题，他说：
“校长，癌肿研究所对我不太合适，我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
“你要调回学校工作，必须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意见，由于你当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们对破例给你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你要回生物系工作可能很困难。不过，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
武汉大学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学研究能力强，有创新精神，从内心说，我是同意调他回来的。但是，在征求生物系领导意见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致拒绝接收，并说：
“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
顶牛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我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受爱才之心的驱使，最后我还是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一次交谈，我说：
“我们在对待王小村的评价上，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你们不同意，但我还是要把他调回来，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由于我的固执，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颇为争气的是，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评审委员。1987年，一个险些连学士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人才有如“孔雀东南飞”一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但是，由于学校隶属关系、学籍和户口制度的限制，办理转校手续要比校内转学困难得多。据我知道，当年由校外转学来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例，其中之一是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的李凡。他是一名高材生，但一心想学管理，于是转入我校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取了中南财大的研究生，获得了工商硕士学位。
在学习期间，李凡与另一位特殊学生黄晚霞都是来自安徽的青年，都是与我交往较多的学生。黄晚霞是安徽省巢湖养鸡专业户，事业有成，渴望到我校学习。经研究，我们作为特例，免试录取她到管理学院学习，并对她采取了特殊帮教措施。
有一件事，充分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情谊，也使为师的我感到了最大欣慰。1988年2月10日，我突然被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俩很难过，想送给我一件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于是，他俩利用寒假到广西深山里寻找金矿，向当地农民学习土法冶金技术，用他们自己采集的矿砂，炼出了一颗像衬衫纽扣那样大的金块，把它放在一个小首饰盒里送给我。当我拿到它时，心情格外激动，它虽然不像金条、金器那样贵重，但是它体现的却是金子般的心，情义无价呀！
实行转学制度的确有一定难度，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198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曾问我：“道玉同志，转学制度好是好，就是怕乱了套。我们也想学习你们的经验，但担心学生都拥向了热门专业，而那些冷僻的专业又有谁肯学呢？”我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你担心的那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从我校执行的情况看，并没有乱套。凡事都有其规律，只要找到某种制衡的机制，制定一套审批转学的办法，区别具有真正专业爱好和特长与见异思迁学生的界限，就可能使转学制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教学制度改革上，我们还冲破了另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以导师制代替它。这项改革，的确有些冒险，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忽视政治的帽子，甚至会被斥之为办学方向错误。但是，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图形式，而应当重实教。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实行的，规定每100个大学生配一名专职政治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很明显，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触及，宁肯它流于形式。
我从调查中发现，政治辅导员既不为学生欢迎，他们自己也不安心工作，是一支极不稳定的队伍。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业务好的不愿干，学习平庸的，在学生中没有威信，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安心工作，迫不得已靠发政治辅导员津贴来稳定。他们本身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么他们对学生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基于这种认识，政治辅导员制度必须改革，即使有风险，我也决不放弃，一定要创立一种有效的新制度。
就这样，于1984年，我宣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在全国是惟一的，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
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15世纪初实行的一种个别指导制度。实践已证明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这个制度，以它代替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一支稳定的、权威的、有效的管理学生制度。从总体上说，学生天生是崇拜教师的，特别是那些有真才实学、育人有方的教师，更是学子们的偶像。因此，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任何法规、制度和政治说教不可能代替的。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将教书育人制度化，实现政治与业务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完美统一，因而它是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有生命力的制度。
解放以后，我国大学实行免费教育，同时设立人民助学金，以解决部分家境贫寒学生的生活困难。这种制度虽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国家负担过重，它与我国高等教育要从精英化（指少数人受教育）向大众化进而向普及过渡存在尖锐的矛盾。同时，人民助学金制度，只有“助”没有“促”，只评“困”而不评“优”，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是不能激励那些虽说经济并不困难而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创造性。
为了克服这一制度上的弊端，我校于1987年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在全国率先实行贷学金与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国家教育部批准了我校的申请，并委托我校代拟贷学金（试行）条例，国家教委审定了代拟的条例，并转发各大学参考和征询意见。
在我校制定的《贷学金条例》（试行）中，把贷奖分开，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贷学金，学习优秀的学生申请奖学金。同时，在贷学金中也体现了贷与奖相结合的原则，以便促使贷学金者作出贡献。条例中规定：毕业后5年内，凡获得国家科学发明者，获得省以上劳动模范者，直接参加国防现代化建设者，自愿到贫困边远山区建设者，自愿到县以下生产第一线工作而且成绩突出者，只要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可免予偿还贷学金，准确地说，是由学校代其向银行偿还贷学金。这项措施是值得的，学校并不在乎偿还这一笔贷学金，倒希望越多越好，无论对国家或对学校都有好处。实际上，这是拿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