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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北京各大学又掀起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高潮，并很快波及到了全国。
武汉当然也不例外，那些造反派们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惟我独尊，把持不同观点的组织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他们居然砸了我们兵团司令部，抢走了自行车和所有的办公用品，用“资产阶级保皇狗”的大标语，把我们办公室的门封了。这是地地道道的打、砸、抢的行为，是任何革命者都不能容忍的。在无比气愤下，我们兵团的傅建民、彭光铭等同志，带着致中央文革的汇报材料和造反派给我们张贴的“资产阶级保皇狗”的大标语到北京请愿，请中央文革评判是与非。我们真是太天真了，哪里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本来就是被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所把持的，他们正是靠打、砸、抢起家的造反派的总后台，他们怎么会支持真正的革命派呢？他们当然是失望而归，内心充满着忧愤。
然而，等待傅建民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迫害。他回来之后，武汉大学经济系造反派组织“天安门”公社，在小操场召开对他的批判大会，给他戴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帽子。批判会开始时，造反派强行给他戴高帽子，但遭到这个无私无畏老红军后代的抗拒，他把高帽子撕碎了，并发生相互推搡。于是，一贯善于“倒打一耙”的造反派诬赖他打人，破坏批判资反路线，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勾结省公安厅的造反革命派逮捕了傅建民，在监狱里关了6个月。这件事与我有关，他是受我的指派去北京上访的，如果有任何责任，都应当完全由我承担。所以，当时傅建民的女朋友裴淑娟来找我取证时，我据实写了材料，证明傅建民是无辜的，并愿承担一切责任。
但是，当时造反派尚没有触动我，也许他们是怕“打草惊蛇”吧。平静是暂时的，平静预示着不平静，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在等待我！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8月2日，陶铸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到1967年1月被打倒，兼顾问时间仅仅5个月）；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8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补选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1966年12月16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江青在这次大会上公然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等，说他们是“西城纠察队”的总后台。这不仅意味着这几位领导同志将大难临头，而且一大批参加“西纠”的中学生陆续被投进了监狱。
1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以给群众写信的方式表示：“可以给王任重贴大字报，他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人把给王任重贴大字报的人说成是‘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这是错误的。”
于是，江青、戚本禹的讲话，很快印成了传单，以飞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同时，“打倒王任重！”“彻底批判王任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炸开湖北省委阶级斗争的铁盖子！”的大标语一瞬间贴满了武汉三镇。
我从大字报上看到江青、戚本禹在讲话中点了王任重同志的名，本来我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做法想不通，现在又点了王任重同志的名，于是我的抵触情绪更严重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持相同观点的人闲聊，其中有我的同事，也有我的学生。我历来喜欢说直话，心想既然有相同想法，我就毫无遮蔽地向他们谈了我对形势的看法，发泄心中的牢骚，特别是对江青和戚本禹点王任重同志的名发表了一番评论。我对他们说：“江青和王任重同志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个副组长怎么可以当着党外群众点名批判另一位副组长呢？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我又说：“戚本禹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点王任重同志的名，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戚本禹仅仅是个成员，这简直是乱了章法。听说，戚本禹只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与我差不多。依我看，这家伙不是好东西，是个野心家。我准备专门收集他的材料，把他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看他是个什么货色！”我一口气讲下来，当场几个人也附和我的观点。当时我心里感到少有的痛快，毕竟说出了压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但是未料到这些话几乎使我遭到杀身之祸！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你是我非的“路线之争”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那时，人性遭到扼杀，心灵受到扭曲，没有诚实可言，“谣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在造反派中，流行两句很时髦的口号：“揭老底”和“反戈一击”，甚至成立专门“揭老底”战斗队，写出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大标语，鼓动不同观点的人向对方揭发自己同伙的言行。
元旦以后，武汉的天气异常的寒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搞得热火朝天。一个阴森的黑夜，造反派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项重大的谋划，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冲着我来的。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弹——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凌晨7时，“造反有理”校广播台开叫了，先是播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下来是朗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时，本来就是高音的喇叭又提高了八度，只听一对男女播音员拉大嗓门叫喊着：“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经我革命造反派连续战斗，现在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震耳口号声：
“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刘道玉揪出来示众！
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刘道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打倒顽固不化的铁杆保皇派刘道玉！
打倒王任重的走狗刘道玉！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道玉！
……”
我在第一时间内，听到了关于我的“特大新闻”，我虽说感到突然，思想上也有些紧张，但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作好准备，去承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决不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
不用说，肯定是我们同派人中出了“甫志高”，又出了“反戈一击”的立功者。
由于我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仍历历在目，无须明言，我能猜出十之八九，是最受我们信任的化学系的一个女学生揭发的。
说时迟那时快，早饭后一群造反派学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他们不信，于是七手八脚地翻箱倒柜搜查，他们当然搜查不出什么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况下，他们把气往我身上发泄，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所谓批斗，也就是游斗，也叫游街示众。大约100多名造反派，大多是学生，也有少数教职工。他们打着造反派战斗队的旗帜和五彩旗，敲着锣鼓，把我押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颈子上挂着沉重的黑牌，上面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我的名字上还打上了红××。
我的双手由两个身体魁梧的造反派反剪在背后，一边走一连呼喊“打倒刘道玉”
的口号。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