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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是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骑车把我撞了，我忍着痛爬起来，蹬上自行车就回家。不一会儿脚都肿了，诊断是脚面骨折，我不得不休息了很长时间。后来，陈云同志就不让我骑车了，把自行车“没收”，让给二女儿骑。
大女儿伟力开始上小学时，陈云同志便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说：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你与他们在一起时，千万不能以为自己了不起，炫耀你的父亲。伟力上初中时，陈云同志对她说，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地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很细小，却是待人处事的很重要的原则。陈云同志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家人也要这样做。他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1969年陈元给父亲写信，说要到他那里结婚。陈云同志看信后十分高兴，特地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当时正在照顾陈云同志生活的伟力，还用面口袋装进荞麦皮，用线缝起来，做了几个枕头。然后，买了点儿糖，做了比平日好一点儿的饭菜，自己家里人吃了一桌喜宴。当时，陈云同志觉得孩子长大懂事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个地方住就挺好了。
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我最大的外孙女叫陈茜，她曾在实验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离开了那里。她在校几年，别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孩子，后来报上登了一张照片，她正在用毛笔写“祝爷爷长寿”，陈云同志在旁边看着她写。同学们一见报才知道，原来陈茜是陈云的外孙女。她一点儿不特殊，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一样，自己骑车上学。那个时候，她放学回家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同学家里去。有的同学就说这次你到我家，下次我到你家，按理说这是对等的，但孩子老推托，说到我家不方便。
陈云同志过去是抽烟的，而且抽得很凶，一天要抽2包，抽得手指头都被熏成了黄褐色。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我向他宣传抽烟的害处，劝他少抽并逐渐戒烟。他听了我的话，逐渐减量，由一天抽2包改为一天抽2支。后来，他说一天抽2支没有意思，嘴里发苦，嗓子发干，不如干脆不抽。这以后，他一支也不抽了。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像以前那样怕冷了，身体也比过去好了。他晚年曾说过，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陈云同志过去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新的感冒又来了。针对这个情况，他总是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加减衣服。他十分注意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每次要大风降温时，都提前加衣服，以防感冒。记得“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大约1966年底1967年初，有一天我对他发牢骚说，批斗会什么时候到头啊，怎么没完没了？他听后回答说：“火还会烧得更旺的，你给我准备一下棉衣棉裤，要准备参加群众大会挨批斗。”于是，我给他翻拆了丝棉袄和丝棉裤，都加了厚。在江西青云谱住时，他坚持每天擦冷水澡，所以在江西居住条件虽然很差，他一直都没有感冒生病。
陈云同志还十分注意养精蓄锐。每当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之前，他便把手头工作暂时放下，专门休息，吃好睡好，为参加会议做准备。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先发制人”。到了晚年，他每年要去南方休息一个多月，每星期只安排少量会客，这些也是使他能长期坚持工作的重要措施。
陈云同志常常让我帮忙誊写各种会议的发言稿，我把字写得大一点，清楚一点，看起来方便一些。我对他的字迹非常熟悉，再潦草我都认得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个中央工作会议，他当时的讲话稿就是我给誊清的，在那次会上，他的发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他说有一件事情派我去完成，就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个建议，中央要成立书记处，相应的一个机构就是成立书记处的政策研究室，他说他把提的这个建议已写成书面材料，叫我去小平同志家里，亲手交给小平同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非常乐意去完成。他就派了车把我送到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里，我首先见到的是卓琳同志，我跟卓琳是中学同学，在延安也是同学，虽然日常接触不多，彼此还是熟悉的，我就跟卓琳同志说了这封信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家科委工作。一次，科协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陈云同志。这封信是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写的，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
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我女儿那里了解情况。我的大女儿伟力就曾经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她对科学院知识分子的情况很了解。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工资长期是五十六块几毛钱。他们营养状况普遍不好，身体健康很差，居住条件非常拥挤，工作环境也不好。
陈云同志恰好又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也是反映同样的问题，所以他直接致信中央常委，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失意时不消沉得意时更清醒
陈云同志体弱多病，最后活到了90岁高龄，很不容易。我分析原因，他就是心态好，总是保持心态的平衡，这对他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失意的时候，心态能保持平衡。工作顺利的时候，也没有得意。他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感情用事，能客观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他也很少宣传自己。比方大家都公认他取得了很大成就，像“四保临江”战役。但是有的人写文章，写这段历史，陈云同志把自己的事情，全部都勾掉，他不要宣传。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他自己规定一个星期会客不能多于两次。他的事情很多，他能把事情分主要的、次要的，抓主要矛盾，这是他学哲学用哲学的结果。
关键的事情解决了，次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常说，多做少活就是少做，少做多活就是多做。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晚年他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编了一套健身操，简单地伸伸胳膊，伸伸腿。他也很幽默，时常讲一些笑话，使周围气氛非常轻松。
陈云同志原来也打扑克，我跟他结婚以后，他就不打扑克了。在延安时，他在星期天也偶尔打打麻将，作为一种娱乐，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打麻将时我就旁边观战，看他们打，或者给他们倒茶水，经常打麻将的有艾思奇同志、陆定一同志，还有王鹤寿同志，能凑一桌了。陈云同志特别幽默，喜欢开玩笑。
陈云同志还喜欢跟艾思奇同志交换意见。在延安时，陈云同志组织中央组织部干部学习，他们讨论理论问题的时候，都请专家来辅导，哲学问题就请艾思奇辅导，政治经济学请王学文辅导。曾经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普遍认为在延安期间学习哲学，对他们运用辩证法的思想指导工作、少犯错误非常有利。
在我和陈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