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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１８７０年７月，战争刚刚开始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就牵涉到了俾斯麦的认识和他的意志。他简直不能忍受无论什么人说他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错的。全体相信一种教义的德意志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兰西时，他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行从事。同时，他集合起来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以抵抗天主教势力。如果认可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为一个参战的天主教党。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看到新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全都是不逞之徒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思谋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这件事而奋斗也有八年了，在最后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他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驶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殚精竭虑了，他回到国内同国人商议。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一队与之敌对的议员，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头领还远在德意志之外，但他们必定是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为这个头领是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的。俾斯麦刚刚发表过他的关于他手创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深深疑虑不能不使他窥见一个政党手执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将要刺穿这座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处在这种极易发怒状况下的这么一个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是战斗精神，他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不料却击中了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未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造者的忧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错误地作了解释，解释说他惧怕一个天主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少年帝国。不单是这一个党列阵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帝国，弱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一样有所醒悟。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最先出战的”。因为大德意志的各个大学里有几个神学家（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反对这个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因为德国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却越闹越乱。被限制的领袖们（其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帮忙吵吵闹闹——比如萨维尼，数几年前他的希望曾被俾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了怒，但他却绝对不是受成见与心境的影响，在自己已经计算好他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他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竞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又能使意大利与法兰西分手，还可以巩固德意志与俄罗斯的联盟，因为俄罗斯总是反对罗马的，尤其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在波兰鼓动反叛。这种政策在国内将使太子和他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存不满，这种政策将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的指引，最痴迷不过的就是与教会对着干。
五月里，和约刚一签定，俾斯麦立刻就同教会宣战，其措辞使人追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写了一篇半公式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前在德国的日耳曼情绪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位德意志人的头上。”这时的俾斯麦并非无条件地要政教分离，他所要的不过是一种“坚守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实行这一政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不久他就被汹涌的形势所逼，在一两年之内就在普鲁士颁发了“五月法令”，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废除了礼部（管理公共法律法规与教育）内的一股天主教，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把耶稣军和同样的教会驱逐出帝国国境；用强迫的办法增删法律；用流放、罚款、监禁或拘留在炮台内的办法恐吓有宗教狂热症的人，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让许多教区内设有牧师；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便发生了道德与利益的混乱。现在实行的是他自己最强烈的恐吓，人们会排除万难去干，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
第4卷颁布“五月法令”（2）
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往卡诺沙去，肉体不去，精神也不去！”他很可能会为说这两句话而后悔。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德意志政府比作一个涉河的人，不知河的深浅就跳下河去，一往前走，就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人。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自己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
“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伽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会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一种“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又是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极其不同的动机也卫护这个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介绍的，他是从拉萨尔借来的。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宽阔的空间，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做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走向更独立的行为，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可以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到凡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