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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客人从俾斯麦的大厅里散去了。客人们也都告辞了。那个整个晚上坐在一把交椅上，始终不动一下的瘦小人物，这时也站起身来。即便他站立起来，仍然像是一个矮子。他迈着小小的步子走到主人面前站住：小鬼见着大鬼似的。这位巨人的手简直可以把小矮人的手捏碎了，而小鬼的手却可以用魔力战胜大鬼之手，但他们并不这么干，而是很和气的握手告别。在分手之时，那个大个子对小矮子说了些什么，似乎要从他嘴里掏出一句预言。这个小矮子就是温德赫斯特。他那可怜瘦小的身躯之上却顶着一只硕大的脑袋，硕大的脑袋上有一张大大的嘴，但却很少开口说话。他灰色深陷的眼睛透过很厚的眼镜看着空中，俾斯麦双眼向下注视着这副骨头架子，这副骨头架子的右手缩进黑色长褂子的胸前，注视着温德赫斯特脸上所显现的睿智之光。当这个小矮子开口回答问题时，声音十分坚定，多多少少还带着些严厉。而俾斯麦的腔调相当高而尖利。
因为矮子的视力不好，所以他把自己的听力与记忆力锻炼得加倍灵敏。在帝国议会里，无论谁在台上讲话，他都能分得清他的声音，并横插一句话。当他发言时，因为他能不用看记事本而把所有的要点记得一个不漏，到最后就一定能够使他的论辩对手显出无理取闹而令人发笑的样子。他祖上好几代都是律师，因而他从遗传基因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的身材矮小，他的视力先天不好，这就逼着他历练心智以弥补他的身体缺欠。温德赫斯特少年时代在格丁根大学勤奋刻苦地读书。他是一顿饭只花几个钢板，滴酒不沾。而俾斯麦却相信自己的气力与兴致，拿他贫穷父亲的钱大吃大喝。结果，温德赫斯特在三十岁时就做了高等法庭的一个审判官，而此时的俾斯麦却正在想方设法用狂饮与骑术（往往惹事）在波美拉尼亚的伯爵夫人们心中制造一点印象。
据温德赫斯特的朋友说，他是个信奉宗教的人，但他却一向能够容忍不同的派别。他善于制造幽默的东西，所以不肯做预言家。他的讥讽到了与人辩论时就会变成戏谑的形容，当他想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时，还会形容他自己，他嘲笑自己的矮小，嘲笑自己的丑陋，说到这两点，他会失声痛哭。他喜欢轻松地谈论音乐，他与女人说话时，故意惹恼她们，他说些放肆的话，这是古代侏儒弄臣的特色。然而，他与他们不同，不向从前的驼背人显示恶意，他至多不过表示他知道同胞们的缺陷——他却决不会看不起他们。这与俾斯麦大相径庭。至于自重，他与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党魁，党员们都说他是一个专制者。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而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政治家的成份少，政客的成份多。这话极对。在这两个范围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术家。他好像是几乎没有什么体力似的，他用不着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身体，因为他的人格是精神化的。他好像是天生为众多的理性力量作顾问似的，他太过谨慎，绝少写信，当他不得不写信时，他还要哀求收信人读过信后立刻烧掉。他既然不戴僧侣的风帽，他就用不着低眉顺眼；他可以斗争却不用装作有先知的火。当帝国议会开会时，他要在柏林过星期天，每星期天早上他去往赫德维格教堂，然后去看望巴里施罗德，这个不信教而提倡宗教的人，他的休息日过得很特别，他绝不尝试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只有温德赫斯特一人能够以人格征服俾斯麦，所以，这个被征服的斗士总忘不了他的失败。俾斯麦说：“恨是人生的一种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爱。有两个人是我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是我的夫人，另一个就是温德赫斯特。”
第4卷颁布“五月法令”（1）
打三次胜仗的结果就是天上聚集了许多恐怖的阴云。俾斯麦看见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相信自己可以隐退。二十年前普鲁士国王说过“只有需要强权时”俾斯麦才可以当宰相。十年前，现在的国王虽然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放心，却还是任用了俾斯麦，因为需要一个强硬者执掌内政。俾斯麦已经用他独裁者的地位在外国打了三次胜仗，这样的一个人要走回到他的起点，会使人觉得他的魄力足以在国内当独裁者，人们还会诧异吗？他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以不靠全部理想学说而自鸣得意，他看不到哲学意义的危险。他看不起与他相对的众多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没有政党作自己的后盾。他刚刚从战场上回来，又没有可以用来作基础的社会学的许多观念，这位大建筑师的才能其实不足以把他自己的家治理得有条有理。
他的绝对自信，是他失败的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只要想到外国，俾斯麦知道有和他同样威风的对头们与他相抗衡。就如同下棋的人一样，他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人的部署，但在处理内政方面，还未开局之前他就非常清楚，他得用知识、精力、手段战胜他的许多对手。在国界之外还有列强存在，他要设法战而胜之，国内的敌手不过是些小鱼小虾，他们不敢和自己对抗。在国外，他站在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中，他们是有资格作为德国仇敌的；在国内，他比什么人都清楚，他是总指挥，如果他高兴指出几条大路来，他的国家因此就可以走进伟大之列，此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他是不许别人斗胆提及的。说到德国在欧洲地位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原本是个专家，说到欧洲的许多社会问题，凡发生在德国的，他就是一个这方面的独裁者。由于他习惯于计算大小，不习惯于计算观念；习惯于计算穿军服的势力，不习惯于计算穿文官制服的势力，所以他就不肯让步。他办理内政，由于他取得了绝对的主权，他就变得极其强硬起来。
最初的冲突是他同教会的冲突。
有一天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宰相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坐在一个穿军服的路德派的对面。这位督监想要得到一些保护，以介绍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他未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贵大臣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麦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但是，按照你的思维方法，也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
现在，这位耶稣教的信奉者开始讨论他的喻言。
“一个信天主教却不执教职的人，当然不会获救。对于一个执教职的人，我却多少有些怀疑。如果他反对神灵犯了罪，《圣经》上的话会斥责他的。”
督监用一种讽刺的鞠躬对答他的笑话。两位政治家，一个穿元帅服，一个穿督监服，相对微笑；但是，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在开玩笑一般的微笑之下，表露无遗。那时，他本想到科隆或弗尔达向教皇（现在被“强盗王”所吓怕了）请教，他相信“若要使德意志人清醒，使他们明白过来，最好最迅捷的方法莫如让他们看见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边。”
我们在这件事和其它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但是在这件事上，俾斯麦是为权力而战，并不是为观念——观念不过是一种筹码，他在这最后二十年里，遇到需要变化时他就变化。何况他对于所有不必花钱的事都能容忍。当他打击教会时，为的是权力，并不是为提倡别的特殊的教会，惟有教仪的威胁危及到国家强盛之时，他才会当他们是仇敌。二十年前，在法兰克福时，他看到这种战争将要爆发了，于是宣称发动一种战争以“反对天主教军队里的好战狂热”是在所难免的。自从奥地利与教皇订立协约以来，他曾说有许多普鲁士的仇敌经常在那座营帐里。他掌了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后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是从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开始的。”其实那时普鲁士的穿教士服而信奉异端的人们，尤其是在柏林宫廷里的一个牧师曾经写过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