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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说是问题山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们的《生活》杂志上就说过，学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这么多，当然要改革。问题是应该从哪儿改起。是不是脑科手术太复杂，就给脚丫子动手术。反正脚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对象是计划体制，它的主体也是计划体制，导火索改炸药包，风险太大。比如职称晋升，最初是论资排辈，发猪肉票，这是计划体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计划体制；最后轮到一帮底层教员，他们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没沾上，小的小的宠没轮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儿了，你突然宣布，计划体制是万恶之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机会瓜分完毕，请你给我走人。要裁专裁下蛋的鸡。这是什么道理。你把计划体制风光占尽，然后又说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改玩竞争机制。但就算是竞争，你也得让人家真的自由竞争。就算庄家不进竞争机制，在同一个赌场中，总不应该有不同的规则。老的小的，海龟土鳖，总该放在一杆秤上称，怎么就该让土鳖给海龟腾地方呢？再比如，现在的评岗，一切都是跟课题制挂钩，所谓引进竞争机制，其实是在一种预先设定，极不合理的结构之下（评价机制的头一条，不见字面的头一条，其实是有没有“大树”，内涵可深了去）。前提摆在那里，人为刀爼，我为鱼肉，砸碎铁饭碗，是砸碎你的铁饭碗。他们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个案子。现在讲改革，都说要提积极建议，这样的建议，我有一条，就是咱们不要放着眼前说天边，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谁像谁一样。首先，现在当学校领导的，参加管理层的，应当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赞同让一流的教学科研人材搞管理），不应脚踩两只船，既当官，又当教授，而且是直截了当的当，天降博导和一级二级教授于斯人。他们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学与科研，还可淡化部门利益（这也是积弊之一）。这是首先就该理顺的关系。即使理不顺，改不动。我也不主张像骑摩托车飞跃黄河那样（咬紧牙关，一踩油门就过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还是不妨从长计议缓图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点学校，学校少管一点系里，系里少管一点个人，退而求其次，松绑总比捆着强。真正的学者，死心塌地作学问的人，越没人管，才越出成绩（不拿国家的钱，照样干活行不行）。现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许，以见其悲壮。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吴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贵族开刀，“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谭嗣同的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的话很悲壮，那也是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改革就会有牺牲”，“牺牲”之义，本来是这个意思。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改革的关键在哪里，情况是一目了然。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知耻近乎勇（2）
外国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变态心理，而且是普遍的变态心理。比如，大家开口讲话，舌头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产开发公司，它要在潮白河边卖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说是有“东方莱茵河之美誉”的潮白河。北大、清华，本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终于达到“世界一流”的定语，何苦来哉。说到国外的情况，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是西方一流大学的光荣所在？是他们近年来受商业化包围日益趋进社会潮流的职高化倾向（如商学院、法学院和计算机专业的勃兴），还是他们绍继悠久文化传统和科学精神的深厚积淀。这是牵涉甚广，从内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实质的问题。比如，就拿校园改造来说吧，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的校园，当年吸引我的，让我一见倾心的东西，也是这个漂亮的园子。现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热衷外部形象，但就是这个问题，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看，校园景观，也不见得“新”就是好。过去我们村的老乡还以为，有人肯拿一辆拖拉机换他们的北齐石佛造像，他们可就赚了。我的经验，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越是僻处小镇，无名大学，越是由一堆闪闪发光的玻璃楼而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还有索邦的那些大学，大部分都是古老沧桑像座庙，让咱们看上去，十分破旧昏暗。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咱们用不着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气不如人。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长处和短处要具体分析，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启蒙史学下的小儿科，急了就会怨天尤人骂祖宗，说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一开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们吃粮食（其实要说吃肉，也轮不上欧洲，真正成天吃肉，还是人家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这种自卑，有时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国，我还是出过一点的。我知道的外国，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国就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留学生闹绿卡那阵儿，有人说，中国的精英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来当“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吗那么喜欢糟蹋自己，人不贱之而自贱。特别是有些留学生（当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个两个），他见人家骂中国还回嘴骂之，只要一有中国人开口，他就又来骂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全是民族主义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教授让外国评，就出息了，可以进一流了。其实，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类评审，包括评教授和评著作。这本来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国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参加过这类工作。评审应该是相互的，用不着这么神秘兮兮。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还是孙中山先生强调的那种精神，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们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随便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总都是人吧。现在，中国的学问，不是只有中国人做，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而且对中国之褊狭固陋，还是最好的解毒剂，但我一直认为，而且是顽固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其实人少得可怜），我们的研究（学者良莠不齐，但兵多将广，虽百里挑一，也相当可观），其实并不是同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即使今天，要谈国际学术，那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即他们的学问，我们的学问，还有某些往来于彼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绍介沟通（可惜，现在的很多“二师傅”已经不如他们的前辈，不像冯承钧他们那样，还能起这样的作用），三者加起来，才有这个国际学术。这是说我们这行的学问。其他学问，当然不一样。有些学问，原来是人家的学问，穷追猛赶，差距还是相当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别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国外末流当国内一流，叫别的学科都摧眉折腰，低声下气，承认你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来改造整个学校，改造全国教育。这就过了。当年，中国的大学，前清举子、外国留学生，各种来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讲兼容并包。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旧。这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当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社会问题，当然不必指责个人，但也不能